合肥市城市窨井设施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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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苏联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相互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为执行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在中国建设和改造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就规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前往苏联和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前往中国的共同派遣条件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中国方面授权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和苏联方面授权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作为完成本议定书条款的执行机构。由其下属外贸公司（以下分别称为“订货方”和“交货方”）签订项目合同，分别派遣中国和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培训地点和工作地点。
　　工程技术人员是指工程技术工作人员和熟练工人（以下简称“人员”）。

　　　苏联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前往中国在建设和改造项目中给予技术协助

　　第二条　为了在完成设计勘测、施工安装、所交设备的试验和设备试运转中，对中国企业给予技术协助，交货方将向订货方国家派遣身体健康的、技术熟练的、相应工作专业方面称职的人员。

　　第三条　苏联人员的专业、职务、人数、赴华日期、派遣期限、工作范围和内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其他具体派遣条件，由订货方和交货方在相应的合同中规定。

　　第四条　苏联人员赴华的月补偿费标准规定如下：
　　顾　问　　　１００００瑞士法郎
　　总工程师　　９１００瑞士法郎
　　主任工程师　８１８０瑞士法郎
　　工程师　　　６４４０瑞士法郎
　　技师、工长　４７００瑞士法郎
　　熟练工人　　３２５０瑞士法郎
　　订货方从上述月补偿费标准中扣除苏联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应交纳的所得税后向交货方支付实际月补偿费“实数”。
　　订货方向交货方支付的实际月补偿费的“实数”是：
　　顾　问　　　７０００瑞士法郎
　　总工程师　　６５００瑞士法郎
　　主任工程师　６０００瑞士法郎
　　工程师　　　５０００瑞士法郎
　　技师、工长　３９００瑞士法郎
　　熟练工人　　２８５０瑞士法郎
　　上述实际月补偿费“实数”，从苏联人员首次来华越过中国国境之日起到其最终离开中国时越过中国国境之日止根据合同规定的整个在华期间内，由订货方向交货方支付。工作不足一个月，每天按实际月补偿费“实数”的三十分之一计算。
　　在支付实际月补偿费“实数”时，订货方将向交货方提供中国税务部门的收税收据。
　　上述实际月补偿费“实数”将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使用。从一九八九年起的实际月补偿费“实数”，将由双方另行商定。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之税率变化，双方商定改变月补偿费标准，以使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期间之实际月补偿费“实数”保持不变。
　　订货方还向交货方支付下列款项：
　　安置费　对派遣期为一年及一年以上的苏联人员第一次来华时，按一个月实际月补偿费“实数”标准支付；
　　休假费　每工作十一个月，提供三十个日历日的休假，休假日按人员前往休假越过中国国境之日起到休假回来越过中国国境之日止计算，按实际月补偿费“实数”标准支付；
　　对未使用的休假或对已工作的少于十一个月的时间的补偿，按每个在华工作月（三十个日历日）二点五天计算，根据实际月补偿费“实数”支付；
　　补贴费　对在生产条件艰苦的企业工作，在野外或气候恶劣地区工作，以及对加班工作按相应合同规定的方式和标准支付。

　　第五条　订货方承担费用和提供服务、保证：
　　苏联人员及其家属最终离华回苏或回苏休假时，及时离开北京回莫斯科，以及最终离华回苏时的超重行李费，乘飞机时每人按三十公斤计算，乘火车时每人按八十公斤计算，但乘火车时全家不超过二百四十公斤；
　　在北京及时迎送苏联人员及其家属，以及将他们和行李送到工作地点；
　　为苏联人员提供办公室、办公用品、工作服和劳保用品，以及按项目现行规定采取技术安全措施；
　　为苏联人员提供配有家具的住房，带必要的生活设施和设备，不带家属者一间，带家属者二间；
　　如果工作地点不在北京时，苏联人员及其家属第一次来华和最终离华回苏以及回苏休假和休假归来而在北京停留期间，提供房间，一个房间供二人用；
　　苏联人员从居住地点到工作地点的往返交通。

　　第六条　苏联人员到达在华工作地点时，由订货方和交货方代表商定总的工作计划和短期工作计划。关于对工作计划作必要修改的问题，将由订货方和交货方代表商定。
　　苏联人员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一周六个工作日，每日八个工作小时）。规定八小时以外的工作，以及本议定书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节假日的工作都算作加班。关于苏联人员加班的问题，将由订货方和交货方代表商定。

　　第七条　苏联人员，派遣期限为一年及一年以上者，有权带家属赴华。家属系指妻子和两名未成年子女。
　　在华派遣期限一年及一年以上的人员，在每工作满十一个月时有休假权。
　　休假时间由订货方和交货方代表确定，不得影响现场工作。

　　　　　　中国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前往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培训

　　第八条　为了学习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和技术装置操作及维修，订货方派遣具有必要技术基础的人员前往苏联在使用与合作项目同类生产工艺和设备，具有培训条件的企业和部门进行上述培训。
　　交货方指派业务熟练的具有足够工程技术经验的人员进行上述培训。

　　第九条　中国人员的人数、专业、职务、培训期限、目标和内容，以及人员培训的要求及赴苏其他具体派遣条件，由订货方和交货方在合同中确定。

　　第十条　交货方在中国人员到达苏联之前两个月，向订货方提出在交货方企业或部门对人员培训的初步计划，计划将包括订货方对生产技术培训的要求。
　　中国人员分专业培训的详细计划，将在他们到达接待企业或部门后直接编制和商定。关于对培训计划修改的问题，将由订货方和交货方代表商定。
　　交货方保证按照培训目标，在培训计划和大纲的范围内，正确组织中国人员的教学活动和生产培训。

　　第十一条　交货方保证到机场或火车站迎送派到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培训的中国人员。
　　交货方应按对等原则向订货方派往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培训的中国人员，提供为此目的所必需的办公室、办公用品、技术资料、仪器、工具、材料及设备、工作服和按照企业现行技术安全规程提供防护用品，以及中国人员从居住地点到培训地点的往返交通工具。
　　订货方应支付的生产技术培训补偿费标准及其他必要费用，由订货方和交货方在相应的合同中商定。

　　第十二条　中国人员的生产技术培训使用俄语进行。需要时，订货方可向苏联派出本方俄语翻译人员，翻译不包括在培训人数之内。

　　第十三条　中国人员前往苏联，从中国到培训地点的往返旅费、住宿费、伙食费，直接由订货方自理，而交货方提供协助安排。

　　　　　　　　　　　　　　　共同条款

　　第十四条　订货方和交货方相互提供协助分别办理入境、出境签证，居住许可证，以及由于人员在中国和苏联居留需要办理的各种手续。
　　订货方和交货方分别保证人员及其家属在中国和苏联领土上居留期间的安全。根据驻在国医疗制度提供包括住院治疗的医疗。镶牙、配眼镜由人员自费。

　　第十五条　中国和苏联人员应遵守驻在国的法律，尊重驻在国的风俗习惯，遵守驻在国企业、部门内部现行制度和技术安全规则。

　　第十六条　订货方和交货方相互提供的一切资料，只能用于合同中所规定之目的，未经合同另一方书面同意，不得公布，不得扩散，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第十七条　订货方和交货方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合同有效期满前召回本方人员。
　　此种召回不应影响现场工作，应予先通知，在订货方和交货方相互协商之后进行。

　　第十八条　中国或苏联人员生病或发生不幸事故时，合同接受方采取一切措施，给予病者或伤者治疗。
　　如果派遣期为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苏联人员生病或受伤按四十五天的病期尚不能工作时，交货方将及时派人更换，派遣期不到六个月的人员，如果病期超过三十天时，就应更换。
　　订货方对派遣期不到六个月的人员从连续生病第三十一天起停付补偿费，对派遣期为六个月以上的人员从连续生病第四十六天起停付补偿费。

　　第十九条　与提前召回和更换中国和苏联人员有关的费用，按本议定书第五和十三条之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人员在驻在国停留期间死亡时，订货方和交货方本着相互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与办理善后事宜有关的一切问题。

　　第二十一条　下列中国和苏联的节日：
　　一月一日、五月一日、五月九日、十月一日和二日、十月七日、十一月七日和八日、中国春节（三天）为中国和苏联人员在驻在国的休息日。

　　第二十二条　支付苏联人员赴华的补偿费和中国人员在苏联的生产技术培训费，将由订货方按照现行中苏换货和支付协定以瑞士法郎进行。

　　第二十三条　本议定书对派遣中国和苏联人员条件的其他未尽事宜，将由订货方和交货方在签订合同时商定。

　　第二十四条　订货方和交货方签订合同，分别报经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述的中国执行机构和苏联执行机构审批，并及时相互通报结果，以最后批准的日期为合同的生效日期。

　　第二十五条　经中国和苏联有关外贸公司同意，在本议定书有效期内，本议定书所指的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中苏协定规定以外的其他项目合同，均可按本议定书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为实施本议定书所指的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中苏协定所签合同的义务全部完成之日止。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正本共两份，每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王品清　　　　　　　　　　　　　亚·伊·卡恰诺夫
　　　　（签字）　　　　　　　　　　　　　　（签字）
熊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关键词: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集中许可；著作权许可；概括许可
内容提要: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集中许可的方式，使权利人能够在保证私人自治、回应著作权市场供求关系的前提下，解决权利许可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但在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的运作中，权利集中与权利排他往往是相矛盾的，因此需对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进行合理设计，在发挥概括许可信息成本优势的同时，从交易地位与许可渠道两个方面规制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一方面通过非专属许可的方式，使权利人的个别许可与集体管理组织的概括许可并存，另一方面要求集体管理组织自身提供多类型的许可模式供使用者选择，以避免因许可机制僵化造成的垄断和无效率。


在如今的著作权产业环境下，大量的著作权许可都涉及了多数权利人与多数使用者之间的交易关系，而依赖传统的许可方式，权利人与使用者都无法承受个别许可所带来的高额交易成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将分散的权利予以集中，降低了使用者的搜寻与协商成本，并通过设置独立的机构，分担权利人的监管与执行成本。申言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本质是一种集中许可机制，旨在应对日趋繁复的著作权交易。


虽然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的基本功能是降低许可中的交易成本，但随着社会环境与技术条件的变化，其自身产生的交易成本问题开始凸显。首先，在正当性问题上，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面临新技术的挑战，与数字时代的新兴许可模式相比，其在交易效率上是否具有优势，是证明它仍然具有适用价值的前提条件；其次，在制度构造问题上，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面临垄断问题的困扰，集体管理组织的制度变革史也是一部反垄断制度发展史，[1]如何在立法设计上克服因集体管理组织垄断地位导致的权利滥用，是实现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交易效率的制度保证。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经过百余年的完善，已有丰富的运作经验，并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架构。关于正当性及其制度绩效的证明与争论，也在因此，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许可制度的设计与完善，一方面应借鉴他国制度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解读他国立法在著作权许可机制变革中的立法博弈与立法理由，另一方面也要分析新技术条件下的新问题与本国产业发展的现状，最终建构适合本国实际的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


一、新技术时代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的正当性证明


（一）新兴许可模式对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的挑战


著作权许可模式的变革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一元到多元的过程。在印刷时代，由于传播方式有限，作品都是物化于载体上，消费者在市场中获得的是作品的载体，享有的也是对载体的所有权，著作权许可也仅存在于权利人与传播者之间，简单的个别许可即能满足交易需要。到了模拟复制时代，传播方式日趋多元，依靠销售载体的方式传播作品已无法满足需要。首先，大量商业机构开始大规模使用作品，仅靠著作权人自己已无力规制其利用，商业机构也无法逐一向权利人申请许可。其次，录音机、录像机等复制设备向私人领域普及，私人复制逐渐从个别现象变成普遍行为，传统交易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在此前提下，直接联系权利人与使用者的个别许可已无法通过有效率的方式实现，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因此出现，将传统的个别许可转化为集中许可，以此降低权利人与使用者的交易成本。[2]对权利人来说，集体管理组织代替其进行许可与后续监管，使权利人集中于创作行为本身，细化了社会分工；对使用者来说，特别是需要利用大量作品的使用者，集体管理组织免除了其搜寻与协商成本，提高了许可效率。


然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毕竟是模拟复制时代的制度产物，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相关交易成本不断变化，一方面传播成本降低，数字化作品的传播速度达到了无时间差、无地域性的境界，使用者获取作品的渠道与成本大为降低；另一方面传播技术转移，每一个连接到网络的个体都可以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在此前提下，新技术给传统的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带来了如下挑战。


1. 著作权许可“去中间化”趋势带来的挑战。所谓“去中间化”趋势，是指著作权许可模式向个别许可回归。个别许可的复兴，得益于新技术提高了权利人对作品的控制力。首先，数字技术使著作权许可过程中的搜寻成本大幅降低，权利人与使用者特别是技术措施与权利管理信息在著作权法中获得承认，权利人能够明确获知作品每一次被使用的情形，也就能够通过使用者的利用方式和范围来确定价格。[3]因此，以拆封合同（shrink-wrap license）、点击合同（click-wrap license）与浏览合同（browse-wrap license）为代表的格式合同，成为私人控制作品利用方式的新手段，也使得权利人实施个别许可重新成为可能。[4]一方面，许可合同的格式性降低了个别许可的协商成本，另一方面技术措施则保证了个别许可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有学者指出，即使数字化作品已到达最终用户手中，著作权人仍然能够拥有对作品近乎完全的控制力，并许可使用合同保证、重构他们的权利。[5]


与去中间化的著作权许可模式相比，集中许可机制的局限性表现在交易机制的灵活性不足上。从权利人的控制力上看，个别许可由权利人自由拟定格式合同的条款，而集中许可乃是由集体管理组织统一拟定许可条件，权利人由于无法及时干预集体管理组织对其作品的利用方式和定价，因而丧失了交易条件上的“自治”。


2. 著作权许可“去产权化”趋势带来的挑战。所谓“去产权化”趋势，是指权利人以放弃权利的方式允许不特定主体使用作品。有学者将网络与数字技术视为彰显“个人自由”与“文化融合”的助推器，[6]因而信息应该以自由共享为前提，与信息相关的法律必须遵循信息“自由化”的本质来制定，但如今过于宽泛的财产权范畴扼杀了信息的自由属性，权利扩张导致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限制了创作者获取可供作为素材的信息；二是限制了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三是限制了公众对信息的接触。[7]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等开放许可模式的出现，被视为是应对上述矛盾的产物。著作权开放许可机制旨在打破权利排他性带来的阻隔，其通过设计一系列放弃著作权的许可协议，使著作权人自由选择保留部分的权利，或是开放所有权利，避免了作品传播在许可问题上消耗过多交易成本，并保证了新技术优势的发挥。


与去产权化的著作权开放许可模式相比，集中许可机制的局限性表现在交易机制的许可环节过多。从使用者的交易成本上看，开放许可由于放弃或部分放弃著作权，因此与权利排他性相关的交易成本不复存在，而集中许可仍然建立在授权协商的基础上，作品传播效率必然低于开放许可。


上述两种新兴许可模式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权利人与使用者面对新技术的不同偏好。个别许可的回归，意味着权利人希望利用新技术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作品，在著作权许可中全面体现自己的意志；开放许可的兴起，则意味着使用者希望在著作权许可中排除权利排他性带来的交易成本，使传播效率能完全在信息生产与传播中体现出来。反观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无论是与技术措施保护下的个别许可还是与网络技术催生的开放许可相比，在交易效率上似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的制度特征与优势解读


从表面看，与去中间化的著作权个别许可相比，集中许可需要集体管理组织作为作品由权利人转移至使用者的中介，必然增加交易成本；与去产权化的著作权开放许可相比，集中许可由于并未放弃著作权的排他性，因此也无法排除协商成本。然而，集体管理组织许可机制中那些看似导致所谓不必要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却正是维持整个著作权产业独立性与职业性的关键。


1. 著作权集中许可机制对著作权分散性的解决。网络技术的发达，确实克服了传统个别许可中因过高交易成本导致的市场失灵，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许可相关的交易成本将完全消失。网络技术降低的仅是交易对象的搜寻成本，而与权利许可相关的协商成本仍然是以格式合同的方式来控制，且并未与搜寻成本同步降低。一旦遇到使用者需要大规模利用作品的情形，个别许可模式仍然无法避免与著作权人逐一协商导致的效率问题。可以认为，新传播技术所降低的仅仅是重复性和机械性的交易成本，而与确定交易条件相关的创造性交易成本并未得到改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