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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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
2004年9月14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认真履行法律援助责任，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
第三条 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本规定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
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确定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审查公民个人的法律援助申请；
（二）受理人民法院指定的刑事辩护案件；
（三）指派或者安排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四）督促、检查法律援助事项的办理情况；
（五）管理、使用法律援助经费；
（六）依法接受和使用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的捐助。
第五条 有下列经济困难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获得无偿法律援助：
（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二）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
（三）农村五保户；
（四）因残疾、严重疾病、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的；
（五）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证明，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的。
第六条 公民可以依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本规定，由本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在书面通知中载明承担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法定时效即将届满，需要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的；
（二）需要立即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的；
（三）其他紧急情况。
法律援助机构对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应当及时审查；经审查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终止法律援助。
第九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案件办结后十五日内将法律文书副本、结案报告及其他相关材料装订成卷，提交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核定。
第十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法律援助事项的办理情况；
（二）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第十一条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提供有关证据或者材料，并协助配合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工作。
受援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的法律援助人员的，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二条 受援人隐瞒事实、提供伪证，法律援助机构有权依法终止法律援助，并可以向受援人追偿应当支付的相应法律援助费用。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二）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
（三）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受援人的隐私；
（四）不得利用法律援助牟取不正当利益；
（五）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六）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取任何财物。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关于《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
（草案）》的说明
——2004年7月14日在天津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天津市司法局局长 刘广炬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就《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规定（草案）》作如下说明。该《规定（草案）》已于2004年5月10日经市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请予审议。
一、制定《规定（草案）》的指导思想
这个《规定（草案）》是根据《法律援助条例》拟定的，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我市的法律援助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通常情况下的法律服务是有偿的，而要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就要依法对其实施法律援助。这种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尊重保障人权，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府及社会的一项共同义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能够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我市的法律援助工作从1997年开始起步，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19家，市总工会等社会团体也开展了法律援助工作。为推进这一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需要依法规范。
（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需要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具体化。这主要是指本市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责、援助范围、受援人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义务等问题，需要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相关条款规定的原则，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具体化，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规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援助条例》对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管辖、申请法律援助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有异议复审的权利、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程序、终止法律援助的条件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及其人员、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等问题，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及相关人员可以直接依法执行。因此，本《规定（草案）》本着具体化、不重复、可操作的精神，主要规范了以下内容：
（一）关于政府的责任。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规定，为便于操作，经征求市财政局同意，将其具体化为：“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将法律援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逐步增加。”
（二）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具体标准。实施法律援助的条件是基于经济困难。对于经济困难的具体标准，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三条中已明确授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为此，《规定（草案）》第五条将这一标准具体化为：1.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2.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3.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吃、保住、保穿、保医、保葬的；4.因自然灾害、严重疾病、残疾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的。本条的第1项和第2项是城市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标准；第3项是农村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标准；第4项是特殊情况下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标准。这一标准符合实施法律援助的基本精神，也符合天津实际，同时也是参考了其他省市规定的标准拟定的，是可行的。
（三）关于紧急法律援助。在实际生活中，有的经济困难的公民对法定时效即将届满或需立即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件申请法律援助，不立即提供援助，可能会给申请援助的公民带来损失，甚至失去援助的意义。为了能够及时有效地向其提供法律援助，《规定（草案）》第八条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第一，法定时效即将届满，需要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的；第二，必须立即采取保全措施的；第三，其他紧急情况。
（四）关于受援人及援助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草案）》在第十条规定了受援人享有了解法律援助事项的办理情况和在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时，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同时按照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在第十一条规定了受援人应当承担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提供有关证据或者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工作的义务。还在第十二条规定了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有权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证据或者材料，并在第十三条规定了法律援助人员的六项具体义务。
以上说明，连同《规定（草案）》，请一并审议。
关于《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
——2004年9月13日在天津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骆秀英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于7月14日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会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内司委、市委办公厅法制处、市政府法制办、市司法局，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和内司委提出的修改意见，以及其他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研究和修改。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8月2日至6日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市政府法制办、市司法局和市委办公厅法制处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和其他方面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和修改，在与会委员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形成了《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次审议稿）。二次审议稿经8月30日第十八次主任会议审议，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下面，我就修改的主要问题汇报如下：
一、关于确定经济困难标准
有的委员提出，草案第五条第（一）项将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作为经济困难标准之一。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请求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样，如果公民请求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而申请法律援助时，就会因为没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而无法获得法律援助。为此，二次审议稿第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证明，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的。”
二、关于终止法律援助的规定
有的委员提出，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人委托的事项或者提出的要求违法，或者受援人未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提供伪证的情况，有权终止法律援助。据此，二次审议稿第十二条增加规定：“受援人隐瞒事实、提供伪证或者提出的要求违法，法律援助机构有权依法终止法律援助。”
三、关于功能经济区设立法律援助机构
有的委员提出，开发区、保税区、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功能经济区的首要任务在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宜赋予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能，也没有必要在所有功能经济区都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同时，根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九条的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行垂直领导的外，市级管理部门不向开发区派出机构。据此，二次审议稿删除了草案第十五条。
四、关于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
有的委员提出，应当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责任。据此，二次审议稿第十四条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增加规定：“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还对草案的条款顺序和文字表述作了调整和修改。
二次审议稿连同以上汇报，请一并审议。
关于《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2004年9月14在天津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骆秀英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9月13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会议认为，二次审议稿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已经基本成熟。会议没有提出修改意见。9月13日晚，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市司法局、市委办公厅法制处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对《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形成了草案建议表决稿，草案建议表决稿对二次审议稿作了两点修改。
一、有的委员提出，草案第五条第（五）项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城镇居民由市政府统一规定，农村居民由所在区、县政府规定。据此，将第五条第（五）项中的“区、县人民政府”改为“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
二、有的委员提出，草案第十二条关于“受援人提出的要求违法”与“隐瞒事实、提供伪证”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处理方式都采用“向受援人追偿应当支付的相应法律援助费用”不妥。因此，删去了“受援人提出的要求违法”的内容。将草案第十二条修改为：“受援人隐瞒事实、提供伪证，法律援助机构有权依法终止法律援助，并可以向受援人追偿应当支付的相应法律援助费用。”
法制委员会认为，经过市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修改后形成的草案建议表决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容是成熟、可行的。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会议表决。建议本条例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追求正义的操守
——律师职业的“非道德性”分析
吉林大学
经济信息学员2002级
法学三班
刘英博（本科毕业论文）
指导教师：钱大军
引 言
公益与私利，程序与实体，经济与道德，技能与伦理，这些矛盾与范畴在律师的身上交织冲突，使律师职业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论和评价。作为现代法制发展的需要，作为当事人权利实现的有力保障，肩负着维护法律权威和私权利不受侵犯等多重任务的律师，在全心全意维护委托人利益时却在大众看来具有服务于金钱物欲的直接等同性，所以律师的道德状况在大众看来是极为堪忧的。司法实践中，部分律师无视职业道德的约束，违规操作、违法办案，更加剧了大众对律师的反感，这就是大众认为的律师职业的“非道德”的主要原因。然而，本文要讨论的范畴不是大众从这些表面现象分析出的“非道德”，而是由于律师业本身的技术特点和其职业道德的特殊性而产生的“非道德性”——并不是指违背伦理道德,而是与道德存在隔阂或不完全相溶；它的成份也并不是指法律职业的本质性要素,而是附属性、表象性的成份，是不能代表法律职业整体道德的结论。笔者认为，正是这种“非道德性”才体现出律师职业存在的根本价值，同时也是现代法制对律师的根本要求。
一、“非道德性”含义的界定
汉语中的非道德的含义比较笼统，生活中使用的含义多指不道德，和大众坚持的道德是不相符合的、违背的。英语当中，非道德含义因构词不同而含义有别，有两种含义值得注意：一个就是“反道德”（immoral），是指道德上错误的、不以为然的、应受谴责的，而某人负有的道义上的责任， 即指大众所谓“恶”的行为和思想，这是和汉语的意思是一致的；另一种就是“非道德性”(unmoral)，它的具体含义是指与道德无关的，不涉及道德的。虽然它们都可以用汉语中的“非道德”来表述，其含义却是大相径庭。笔者认为，律师职业道德并不是大众道德在律师职业领域的具体化；相反，它是指导律师执业的规则性准则，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以大众道德为基础产生的。因此，“非道德性”作为律师职业道德的表象性、附属性的成分，其涵义并不是指违背大众遵守的伦理道德，确切的讲是建立在第二种含义解释的基础上——与道德存在隔阂或不完全相溶，甚至在很多方面不涉及道德或与道德是完全无关的。
二、探究律师职业“非道德性”的成因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体现出其“非道德性”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 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或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道德的分类标准有很多，按照富勒的分析，道德可以划分为理想道德和义务道德。前者是人们所追求的现实生活中应当存在的道德状态；而后者其实是要求社会成员为了实现前种道德而产生的道德性义务。把道德规范的内容进行分析，还可以做出价值、原则、规则和感受及态度四种层次的划分。义务道德主要体现为规则和原则，而因何产生这种义务、这种义务的正义性体现主要由价值和感觉及态度这两个因素左右。不难看出，律师职业道德在道德分类中是一种义务道德，即如果有人达到这样的标准不会受到赞扬，但如果违背了则要受到斥责或惩罚。所以，律师职业道德不是大众遵守的道德。在我国法制土壤和法律研究都不丰富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大众道德和律师职业道德的是一般与特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其实并不正确，准确的表述可以借助于数学的定义：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只是两个有相交部分的不同集合。
由于律师职业道德不同于大众道德，因此二者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联系之处在于律师职业道德的部分内容和大众道德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在2001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第二章中明确列举了律师应当遵守的九条总则性职业基本准则。分析九条条文的罗列，其中体现的根本目的在于要积极维护律师的声誉，全面提高律师队伍道德建设水平，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大众和社会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通过条文的表述和认识，我们不难看出本规范要求律师在全社会中应当率先遵守法律法规，维护民众的权利，保障司法公正，成为一般大众的楷模，其原因在于：（1）律师职业的工具就是法律，职业的根本依据是法律；（2）律师集团的构成上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群众更加熟悉法律和道德；（3）律师的职业决定了他们要和大众广泛接触，天然负有为其解决疑难、排除干扰、享受法律上的权利的义务。从这个层面上看，律师职业道德仅是通常所说的大众道德一部分，并不存在特殊性。
律师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和大众道德的区别之处，这是律师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易为大众所理解接受的。例如：律师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以无罪的基础为犯罪嫌疑人辩护；以保护己方当事人的利益为优先等等，这些情况恰恰和大众道德的标准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在这个价值取向上，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主要偏重于对己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而对对方当事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追求却是次要的。此外，大众产生误解的原因还在于没有完成法制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伦理秩序和信念的体系，强调个体人格的发展同宗族社会伦理要求协调一致，它更追求实质的公正，排斥法律形式主义，进而导致大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动摇法律在国家的统治地位。现代律师的作用突出表现在打破这种看似协调公正的实质正义，而为个体独立的人格发展创造环境，并运用法律形式主义来维护这种独立的、富有理性的法律关系。
（二）律师职业技术使其职业道德体现出“非道德性”
1、律师职业拥有理性的法律思维方式
法律运行的特点是在最大程度上排斥感情的冲动和任何恣意的决定。相对于其它社会规范的区别体现为内在的、强制性的理性因素。无论行为、结果及因果关系如何组合构成，都会发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法律后果的发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正是这种理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法律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作为法律职业团体的一员，律师并不拥有该团体的所有思维方式，由于制度设计的目的、律师在程序中所体现的作用和所代表的利益等因素，律师拥有如下的思维方式：（1）依靠法律程序为思考设定框架。程序对于律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律师介入案件，对案件思考，参与案件的审理，为当事人的利益奋斗，这所有的诉讼活动都要按法律程序进行；违反了程序的规定，律师的行动就是违法的、无效的。法律程序一开始就通过当事人的委托，代理或辩护关系的确定等程序为律师选定了阵营，他的思考方向、利益选择就随之确定，还要亲自参与案件审理的“过程”为当事人利益奋斗。因此，法律程序就首先作为一个框架确定了律师是一方利益的代言者这一确定的思维方向，成为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指南。（2）思维保守，不轻易应承案件的成败。律师的职责就是替当事人说话，而不是越俎代庖替法官作出判决。有些当事人出于各种目的想预知案件的结果，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要求其对案件的结果作出预测。律师没有审判权，案件的审理也不是依照个人的意愿进行，审理的过程充满了未知的变数，虽然律师会做出分析，但决不会随意应承胜败。这样才是真正的对得起当事人的委托而不是盲目的吹嘘。至于有些律师在接案时就说“我一定能打赢”这样的话，其实是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能力，追求的是其个人的而不是委托人的利益，这是突破了职业道德底线的违规行为。（3）注意逻辑推理和证据的堆砌，慎重对待感情因素。“情”、“法”是相对的概念。虽然法律思维并不绝对排除感情因素，但却与其有着严格的界限。律师的任务就是充分运用法律思维、运用证据、分析法理，构成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作出理性的判断，让案件的结论经得住推敲，让人信服。虽然法律人也有感情，但是会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谨慎的斟酌涉及感情的问题。（4）追求法律证明的“真”。现实生活中的“真”是绝对的真，是客观事物反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情况。法律的“真”指通过法律思维将事实在证据的基础上，在法律的框架内还原。当然，有时这种还原可能还给事实一个本来面目，但律师最终所追求的还是符合法律要求的，通过有效证据支持的“重构的事实”。
2、律师职业道德和法律保持高度一致
虽然在高教社出版的大学法律专业教材中只有刑法学提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但在我国司法界的各个运行环节这都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律师执业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法律，也可以说是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标准差异的最根本原因。
想要真正理解律师职业道德的标准就要对法律、道德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加以甄别。首先，两者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道德以社会意志的形式出现，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为了使法律更加易于遵守和操作，法律规范的构成较之道德规范更加明确、精确和严密。其次，违反规范的后果不同。违反了道德无需任何特定组织和特定程序的认定，人们就可以把违反道德的人和道德制裁直接相连，这说明用道德调节的方法是灵活的、普通的；法律相对与道德有明确的程序性和确定性，违反法律，追究责任一定要通过严格程序和法庭审理，用一句经典的法谚来表达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再次，调整人们的行为的方式也是二者的区别所在。道德的特点是通过单一的义务要求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法律却是以权利为本位，以权利义务双向为纽带调整人们的行为。最后，调整的对象和调整体系不同。法律较之道德以更加严谨的的法律结构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对其内心的动机却不慎注重；道德偏重要求人们内心良善以达到行为合法。以上四点构成法律和道德间的不协调：合法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也不一定合法。律师执业绝不可能和法律相抵触，尽管合乎道德的东西可能是合法的，但合乎律师职业道德的决不会是违法的。
真正区别法律和道德是不可能的，两者的阶级基础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级本质和服务的方向是共同的。法律贯穿道德的精神，道德对法律产生公正性和公正程序的评价；道德保持法律的伦理方向，法律则促进道德的完善。即便如此，律师在工作中坚持的永远是法条主义而非大众道德。如果把拥有良好的大众道德说成是拥有社会正义感的话，那么无疑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这种正义感，也就是说这种抑制让大众对律师所遵守的道德标准产生了较深刻的误解。
（三）正当程序伦理使律师职业体现出“非道德性”
律师职业道德来源于律师职业的专门逻辑，包括两部分：一是前文论述的律师职业的“技术理性”，即律师特有的知识体系和技能思维方法；另一部分就是律师职业道德中的程序性伦理，这不但使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相区别，而且也是和其他法律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区分所在。律师职业特殊的道德要求是表现律师职业道德的个性方面的那些内容，因为它们主要表现在法律程序中，律师职业道德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法律程序有关，所以我们称之为“律师在法律程序内的伦理”，亦可简称“程序伦理”。程序伦理 是律师职业道德特殊性的主要构成部分。
1、正当程序是现代法律的精髓
1354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八号法令第三章规定：“不依
正当法律程序，不对任何人（无论其财产和社会地位如何）加以驱逐出国境或住宅，不得逮捕、监禁、流放或者处以死刑。”①这被认为是现代所说的“正当程序”条款的出现。“正当法律程序”这个完整的法律术语最早见于1692年马萨诸塞州的一部制定法。麦迪逊在起草《权利法案》初稿时就用了“正当法律程序”一词。此后的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以正当程序原则来直接规制州政府、州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司法行为。自此，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就成为了英美法律中关于程序的最高原则。可以说，作为一条法律原则，它奠定了英美法的程序法律基础。
社会生活的变化往往引起法律的变动，但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确立的几个世纪以来，正当程序原则相对于其它法律原则的变化却几乎是静止的。这是因为它既有工具性价值，又有目的性价值。美国人威廉•道格拉斯认为：“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正当程序可以促进自由以及赋予公民自愿选择的自由；它有利于社会的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文明的解决冲突；它还可以保证法律运行的参与性、合法性。可以说正当程序原则不仅对法律，而且对社会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完善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2、 正当程序对律师的重要作用
律师介入案件的途径只有一种：通过程序，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或接受法庭的指派）。因此法律程序对律师来说意义重大：首先，律师的代理人资格是通过当事人经法律程序授予的，开展工作的前提是委托人委托的存在。第二，代理和辩护关系也是通过法律程序确定的。律师的权利基本上都是程序性的：代理当事人出庭、代理其答辩、代理其调查取证等；而真正关系到当事人权利义务变动的实体性权利，除了有特别授权外律师都无法行使。第三，律师进行诉讼活动要遵守国家的程序法律。从律师接受案件开始，到出席庭审、行使权利，最后到案件的结束，这整个的过程律师都在程序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最后，程序设计的目的要求律师要严格在程序框架内发挥作用。现代法律理念认为追求程序正义的重要性等同于实体正义。有些制度的设计使得律师比当事人更容易把握案件的进程，比如对抗制的诉讼制度和在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这些都是非律师不能行使的。因此，正当程序的出现给了律师更大发挥作用的空间，对于律师来说，尊重程序，严格依照程序的“程序伦理”就必然构成律师职业道德重要的组成部分。
“程序伦理”使律师的法律思维方式表现得更具程序性特点，体现为：（1）程序分化导致角色的特定。一场诉讼从开始就要为每个参加人确定位置，律师的位置由于遵从程序的选择而确定下来，同时也为律师确定了相应的心态。他不会因被害人的悲惨遭遇而心痛，或因被代理人的发指行为而愤怒继而倒戈；更不会以中立的姿态如法官般超然于案件之外。相反，他会坚定地站在被代理人利益的立场上为其辩护，为其争取合法权利。（2）有意识的思维阻隔。在现代法制中，程序在案件的审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律师在介入案件的时候，往往如外科医生手术一样，依程序对案件进行剖析，使人感觉理性的冷酷扑面而来。这冷酷的目的为的就是要淡化论证过程中得出的先入为主的结论，利用程序性思考强迫自己将真理观和正义观束之高阁。（3）鲜明的形式理性。律师在法庭上的工作是摆事实、讲道理，更确切地讲是摆证据、讲法理。一名成熟的职业律师往往会保持平和的心态，在诉讼过程中排除意气用事，通过形式化、专业化的法言法语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凝结到程序进行的辩论、推理、证明和决定之中。
程序伦理可谓律师职业道德的重要立足点。律师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就在于律师能够在法律程序的运行中通过对法定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选择适用、当事人权益的主观表达对法官、检察官的判断产生很大的影响。 目的在于使法官的判决最有利于己方，使当事人的合法诉请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因此，律师给人的印象是特别注重程序性的、形式性的东西，过分注重“细枝末节”。
3、 律师坚持特殊的程序伦理以追求程序正义
相对于程序正义的普遍可适用性，实体正义不能用一个皆可适用的标准来确立，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会对同一种实体正义作出或许完全迥异的解读：法官追求一种“违者必究”、“不枉不纵”、“罪罚相适应”的公平正义；检察官追求力使作奸犯科者在法庭上无以遁形，使之最终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律师在追求实体正义的过程中却很难有划一的标尺。因为他们的角色只是一种知识服务者，他们的利益立场因自己雇主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如果当事人确实应受到正义支持，那律师当然是正义的代言人；相反，如果当事人恰恰应受到正义谴责的时候，律师是否还该站在正义的一方坚持实体正义？基于前文论述可得出否定的结论。那么，律师是否就因此具有了对正义置之度外的正当理由呢？显然，所有人都没有这种特权，否则他将无法在社会中生存。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律师对于正义的维护主要是在程序伦理的指导下，严格遵循自己的职业程序规则，在这个大前提下满足对实体正义的追求而不是苛求。因此，律师职业就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法律人的“非道德性”：首先，典型的例子是律师可以为有罪的被告人作辩护，借用著名法理学家朗．L．富勒的话可以清楚的表述这个问题：
在一件刑事案件中，律师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是完全妥当的。非但如此，而且律师还可以收取费用，他可以出庭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并接受酬劳而不感到良心的谴责，假如被告所请的每一位律师都因为他看上去有罪而拒绝接受办理该案件，那么被告就犹如在法庭之外被判有罪，因而得不到法律所赋给他的受到正式审判的权利。……假如他因为认为一个诉讼委托人有罪而拒绝替他辩护，那么他便错误地侵占了法官和陪审员的职权。
其次，律师还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以保障其诉权，这是基于职业道德和双方契约的双重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律师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人保守当事人的秘密，绝不会主动向对方或法庭提供对自己当事人不利的证据；另一种则会在发现自己的当事人确实应受惩罚之时倒戈相向。后者一定会得到大众的欢呼，但前者却是现代对抗制度下当事人真正需要的。最后，出于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和程序的要求，律师往往要独立办案，不得和法官、检察官等非正常接触，犹如“独行侠”游离于生活之外；而对于需要调查取证或有关于案件审理的活动，律师却又全力参与，和与案件有关的人广泛接触。此时大众就会担心律师的活动会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力，这是基于媒体报道的律师违规行为等表面现象作出的冲动臆想。律师如果做出了违法的行为，当然也突破了职业道德的底线，从职业内部的角度专业评判，这和本文的“非道德性”是有本质区别的。
三、对律师职业“非道德性”的评述
（一）律师职业的“非道德性”的积极作用
1、律师职业的“非道德性”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
珠海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
广东省珠海市人大常委会
珠海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
(2009年1月16日珠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9年3月3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地下管线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管线空间资源，保护地下管线设施，保障地下管线安全运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地下管线的规划、建设、维护和信息档案等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但海域的地下管线除外。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下管线，是指建设于地下的给水、排水、燃气、燃油、热力、电力、通信、照明、工业、有线电视、公共监控视频等的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第四条 本市地下管线管理实行统一规划、协调管理、节约资源、信息共享、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五条 市市政主管部门负责地下管线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
规划、建设、水务、交通、公安、国土、公路、人防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地下管线的管理工作。
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负责本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的收集、保管、利用以及地下管线信息系统的建设、管理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侵占、破坏地下管线设施，并有权对上述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第七条 政府鼓励和支持地下管线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推广先进技术，提高管线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提倡管线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八条 市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地下管线规划的编制和规划管理工作。
第九条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专项规划应当包括地下管线系统。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对各类地下管线及其附属设施作出综合安排。
第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的，应当统一规划，统筹设计安排管线通过的位置。
新建、改建、扩建地下管线工程，应当控制在规划的对应管线位置范围内，不得占用其他管线位置。
第十一条 各类地下管线的走向、位置、埋深应当综合规划，并按照下列原则实施：
（一）地下管线的走向宜平行于规划道路中心线，并与地下隐蔽性工程相协调，避免交叉和互相干扰；
（二）同类管线原则上应当合并建设，架空线路应当逐步进入地下进行建设；
（三）新建管线避让已建成的管线，临时管线避让永久管线，非主要管线避让主要管线，小管道避让大管道，压力管道避让重力管道，可弯曲的管道避让不宜弯曲的管道；
（四）地下管线埋设的深度和各类管线的水平间距、垂直间距以及与建筑物、构筑物、树木等的间距，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地下管线工程，应当按规定向市规划主管部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道路同步建设的地下管线工程，可以与道路工程一并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地下管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到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查明该地段的地下管线现状资料，并向市规划主管部门提交。无资料或者资料不符现状的，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告知市市政主管部门。市市政主管部门应当查明未建档管线的性质、权属，并责令地下管线产权、管理单位补建档案资料。
第十三条 地下管线工程开工前，管线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备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放线；放线后，管线建设单位应当办理规划验线手续，经规划主管部门检测无误后方可动工；在覆土前，经规划主管部门复检无误后，方可覆土。
地下管线工程覆土前，管线建设单位必须委托具备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竣工测量，工程测量成果应当向市测绘主管部门备案。
地下管线工程的测量费用，应当纳入管线工程造价。
第十四条 地下管线建设工程竣工三个月内，管线建设单位应当向市规划主管部门申请规划验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第三章 建设管理
第十五条 市市政主管部门负责地下管线建设计划的编制和协调工作。
第十六条 依附于道路的各种地下管线建设应当与道路年度建设计划相协调，与道路同步建设。确无条件同步建设的，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可以缓建地下管线工程，但应当按照规划要求预留地下管线管位。
年度道路建设计划应当提前公布。道路建设计划调整的，应当及时公告，建设单位或者产权、管理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地下管线建设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不依附于道路的地下管线应当分别纳入相关项目建设计划，配套建设。
第十七条 地下管线产权、管理单位拟开挖道路新建、迁移或者变更、废弃管线的，应当在每年的3月和9月，向市市政主管部门提出本单位下一个半年管线建设计划申请。市市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截止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汇总编制地下管线建设计划，并告知申请单位。
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应当按市市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地下管线建设计划进行建设。
第十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道路交付使用后五年内，大修的道路竣工后三年内不得开挖敷设管线。因特殊情况需要开挖敷设管线的，应当按有关规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的，地下管线应当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施工原则，与道路工程同步施工建设。道路建设单位应当统筹管理道路工程和管线工程，合理安排地下管线建设工期。
第二十条 地下管线建设单位应当向设计、施工单位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地下管线现状资料，督促和检查测绘单位在管线覆土前完成测量工作，并做好地下管线工程的资料收集和归档工作。
第二十一条 地下管线工程的勘察、测绘、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
地下管线工程勘察、测绘、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与地方的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地下管线的勘察、测绘、设计，并参与地下管线工程验收工作。
地下管线工程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经审查通过的施工图、批准的时间以及有关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施工，设置管线标志，并提供合格的管线竣工图。
地下管线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地下管线隐蔽工程进行监理，并做好管位的监理记录。
第二十二条 地下管线工程施工前应当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施工许可证。与道路同步建设的地下管线工程，可以与道路工程一并办理施工许可证。
因地下管线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道路的，应当依法经市市政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批准；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二十三条 地下管线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到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办理建档手续，与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签订地下管线档案移交责任书。
第二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和整治道路需迁移、改建地下管线的，道路建设单位应当通知有关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并告知迁移或者改建的设计要求，由管线产权、管理单位负责迁移或者改建，并与道路工程同步施工建设。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施工过程中，因场地条件或者地下空间占用等原因需变动地下管线平面位置、标高和规格的，应当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手续后方可组织施工。
第二十五条 地下管线工程需临时使用土地或者拆迁房屋的，管线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涉及绿化、消防、军用设施、轨道交通、测量标志、航道、河道、桥梁、文物等方面的，管线建设单位应当征求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地下管线工程施工单位在原有管线或者设施埋设的位置不明时，应当采用可靠方法进行探测，掌握实际情况后方可施工。可能对其他管线或者市政、绿化、建筑物及构筑物等设施造成影响的，应当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并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派员到场监督。如有损坏，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通知有关单位进行抢修，并做好记录。发生的费用由相关责任单位承担。
第二十七条 地下管线工程施工时，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施工标牌，并在施工场地周围设置安全警戒线。施工标牌上应当标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施工期限和联系电话等内容。
第二十八条 地下管线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管线工程勘察、测绘、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进行管线工程竣工验收。管线建设单位应当将管线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验收的情况报告市市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政府鼓励采用综合管廊、共用管沟、共用管块等建设方式建设地下管线，提高地下空间利用效率。
政府鼓励地下管线产权、管理单位采用各类先进技术对地下管线进行标识、定位、探测和管理。
第四章 维护管理
第三十条 市市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对地下管线的维护管理。市市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日常的督查工作，并定期组织对地下管线维护管理的专项检查，地下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及养护作业单位应当给予配合。
地下管线应当纳入市政公共设施实施统一综合管理，提高地下管线维护质量和运行安全水平。
第三十一条 市市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地下管线安全应急处置综合预案。
各地下管线行业主管部门和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并报市市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对所属地下管线及其设施的安全运行负责，加强日常巡查与维护，保持管线及其附属设施完好、安全。地下管线及其附属设施破损、老化、缺失的，应当及时修复。
第三十三条 地下管线发生故障需要挖掘道路进行紧急抢修的，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可先行施工，做好记录，同时向市市政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并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批准手续。如遇节假日，补办手续可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第三十四条 因地下管线工程挖掘道路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向市市政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缴纳挖掘修复费，由市市政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负责组织道路养护单位修复道路。道路修复质量不得低于该段道路原有的技术标准，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三十五条 管线产权、管理单位不得擅自迁移、变更或者废弃地下管线。确需迁移、变更或者废弃的，必须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废弃的管线应当拆除，不能拆除的管线应当将管道及其检查井封填。
第三十六条 在地下管线用地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压占地下管线进行建设；
（二）损坏、占用、挪移地下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三）擅自移动、覆盖、涂改、拆除、损坏管线设施的安全警示标志；
（四）倾倒污水、排放腐蚀性液体、气体；
（五）堆放易燃、易爆、有腐蚀性的物质；
（六）擅自接驳地下管线；
（七）其他危及地下管线安全的行为。
第五章 档案信息管理
第三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各部门、各专业系统的地下管线信息资源纳入数字化城市管理。
第三十八条 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应当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建立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应当使用市测绘主管部门批准的地理信息系统标准。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由市测绘主管部门负责提供并及时更新。
第三十九条 地下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地下管线信息标准和要求，建立和维护各自的子信息系统，并纳入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
第四十条 地下管线工程实行工程档案预验收制度，在地下管线档案预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第四十一条 管线建设单位应当在新建、改建、扩建的地下管线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按照有关规定向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有关档案资料及其电子文件。
地下管线工程勘察、测绘、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配合建设单位收集、整理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档案。
第四十二条 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应当向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原有地下管线已形成的专业管线现状图、竣工图、竣工测量成果及其电子文件。对已建成而未有档案资料记录的地下管线，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应当负责查明管线现状。
测量成果及其电子文件应当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一年内移交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
第四十三条 地下管线迁移、变更或者废弃的，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应当将迁移、变更、废弃部分的地下管线工程档案修改、补充到本单位的地下管线专业图上，并自管线迁移、变更、废弃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修改后的专业图及有关档案向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
第四十四条 地下管线建设单位及产权、管理单位向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报送的地下管线工程档案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涂改、伪造。
第四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制定本市地下管线普查实施方案，编制管线普查工作的技术规程、规范和标准，并组织相关部门及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对已有的地下管线开展普查和补测补绘工作。
市市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相关部门每五年进行一次地下管线专项普查，各有关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应当给予配合。
地下管线普查成果应当在验收合格之日起三个月内纳入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
第四十六条 地下管线建设单位和产权、管理单位查阅本单位移交的地下管线工程档案，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不得收取查询费用。
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查阅、利用信息系统，地下管线建设单位查阅、利用信息系统中非本专业管线信息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并办理相关手续。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管线建设单位未经测量将地下管线工程覆土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管线产权、管理单位未按规定报送地下管线建设计划或者未按市市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地下管线建设计划进行建设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未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和公路的，分别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建设单位未向设计、施工单位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地下管线现状资料的；
（二）施工单位未按照审查通过的施工图、批准的时间以及有关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地下管线工程施工的；
（三）监理单位未对地下管线隐蔽工程进行监理并做好管位监理记录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管线产权、管理单位未能保证地下管线及其附属设施安全运行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修复和整改，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地下管线产权、管理单位擅自挖掘城市道路和公路，未按规定补办手续的，分别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在三个工作日内补办手续，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管线产权、管理单位未经批准擅自迁移、变更或者废弃地下管线或者未按规定拆除废弃管线、封填管道及其检查井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危及地下管线安全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地下管线建设单位或产权、管理单位未按时向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有关档案资料及其电子文件的，由市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移交。逾期不移交的，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并由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委托具备资质的单位进行查明测量，所需费用由地下管线建设单位承担。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管线建设单位或者产权、管理单位向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报送的地下管线工程档案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由市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道路，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和公路，包括桥梁、隧道和其他附属设施。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