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市土地使用权交易暂行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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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的区别

李宇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已轩，男，1949年4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任湖南省洪江市二轻工业局局长、二轻工业总公司经理、二轻集体工业联社主任。2005年4月18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同月25日被逮捕。
湖南安塑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塑公司”）是由原湖南安江塑料厂等单位改制组建的。其中原湖南安江塑料厂转为原安江塑料厂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资管会”）成为“安塑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3380万股，占82.4%。原湖南安江塑料厂上级主管单位洪江市二轻工业局及洪江市二轻集体工业联社（以下简称“洪江二轻”）持有“安塑公司”法人股共计59.4万股。2000年1月，时任“洪江二轻”负责人的被告人李已轩找到时任“安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资管会”理事长的何述金（另案处理），提出并与何述金商定将“洪江二轻”所持有的“安塑公司”59.4万股法人股以每股1.1元，总价款为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资管会”。不久，“洪江二轻”派人于2000年1月21日与“资管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的主要内容是：“洪江二轻” 将其原持有的“安塑公司”59.4万股法人股全部转让给“资管会”，“资管会”接受“洪江二轻”的转让，并支付给“洪江二轻”总价款为66万元。协议生效后，“洪江二轻”不再享有在“安塑公司”的权益，其权益由“资管会”享有。随后，何述金安排时任“安塑公司”董事、财务处副处长的刘亦萍（另案处理）付款给“洪江二轻”。因“资管会”暂无钱支付，且为了做账、规避有关银行的审查，刘亦萍便按协议安排从“安塑公司”下属的长沙安塑塑料制品厂的账上，以还借款、付货款、咨询费的名义，代“资管会”支付给“洪江二轻”股权转让价款共计66万元。2000年9月，“安塑公司”的股票上市后，“资管会”、“洪江二轻”并未按双方签订的协议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不久，由于“资管会”内部发生纠纷，职工要求股票贴现并量化分割。2001年4月，何述金决定不将“洪江二轻”所转让的59.4万股法人股纳入“资管会”的资产进行分配，并转让给“安塑公司”的下属单位湖南金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公司”）。4月20日，何述金安排李已轩代表“洪江二轻”与代表“金利公司”的刘亦萍签订了将该59.4万股法人股转让给“金利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的主要内容是：“洪江二轻”将其原持有的“安塑公司”59.4万股法人股全部转让给“金利公司”，“金利公司”接受“洪江二轻”的转让，并支付给“洪江二轻”总价款为66万元。刘亦萍并将协议书的签字落款日期提前到2000年12月18日。随后，双方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公证处办理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公证。接着，李已轩与刘亦萍等人到广东省深圳市证券交易所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但是，因手续不全而未果。4月25日，李已轩代表“洪江二轻”与“金利公司”又签订了《国有股、法人股股权协议转让申请书》，并办理了公证手续，但是仍然没有再办理该股权的过户手续。不久，何述金与湖南鸿仪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鸿仪集团”）董事长鄢彩宏等人秘密商谈将“资管会”所持有“安塑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鸿仪集团”。鄢彩宏许诺到时给何述金好处。何述金则提出还有一些小股东的股权要转让给“鸿仪集团”。鄢彩宏表示同意。随后，何述金率李已轩及刘亦萍等人到“鸿仪集团”考察，并与鄢彩宏所率领的代表团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协议，约定将“资管会”所持有的“安塑公司”2880.9万股法人股以每股2.8元的价格转让给“鸿仪集团”下属的湖南省洪江市大有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资管会”将所持有的“安塑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湖南省洪江市大有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后，何述金向鄢彩宏提出将“洪江二轻”持有的59.4万股法人股以每股2.8元，共计166万元的价格再转让给“鸿仪集团”，转让协议中只签总转让价款66万元，另100万元不签入协议中，提现金给为股权转让出了力的李已轩、刘亦萍等人。鄢彩宏均表示同意。同月6日，在何述金的指使、安排下，李已轩赶至湖南省长沙市，代表“洪江二轻”与代表“金利公司”的向求发、刘亦萍签订了终止股权转让的协议，明确原所转让的59.4万股“安塑公司”的法人股仍为“洪江二轻”所有。次日上午，李已轩、向求发、刘亦萍三人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公证处办理了撤销公证手续。同时，李已轩还代表“洪江二轻”与“鸿仪集团”下属的湖南日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升公司”）签订了将“洪江二轻”原持有的59.4万股“安塑公司”的法人股以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日升公司”的协议，并办理了有关的付款、公证、过户登记手续。8月7日下午，何述金做李已轩的工作，要李已轩从鄢彩宏给的100万元中拿60万元。不久，鄢彩宏携带装有100万元现金的密码箱赶至李已轩所住的酒店客房内，并将密码告诉给李已轩、何述金二人，随即离去。李已轩打开密码箱，从中拿了40万元，并将余款及密码箱送下楼放到何述金的车上。8月8日，何述金发现李已轩只拿了40万元，便指使刘亦萍将20万元现金的用纸袋装好送给李已轩。
【控辩意见和裁判】
湖南省怀化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已轩犯贪污罪向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李已轩辩称“洪江二轻”将所持有的“安塑公司”59.4万股法人股转让给“安塑公司”第一大股东“资管会”后，何述金安排、指使自己帮助将该59.4万股法人股又先后分别转让、过户给“金利公司”、“日升公司”，自己是在完全不明白、不知道整个事情发展过程的情况下，按何述金的分配收取59.4万股法人股差价款60万元的，没有犯贪污罪。
辩护人的辩护提出被告人李已轩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而构成职务侵占罪。①“日升公司”名义上是从“洪江二轻”受让59.4万股法人股，但实际上是从“资管会”受让59.4万股法人股，在“洪江二轻”将所持有的59.4万股法人股转让给“资管会”，且“资管会”已付清59.4万股法人股转让款后，虽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但是实际上“资管会”已取得该59.4万股法人股的所有权，“洪江二轻”不再享有该59.4万股法人股的所有权；②通过股权转让的办法侵吞59.4万股法人股差价款100万元的犯意不是李已轩提出的，而是何述金蓄谋已久提出的；③李已轩代表“洪江二轻”先后分别与“金利公司”、“日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有关的公证及过户手续，均是在何述金的精心策划、授意、指挥安排下进行的；④何述金时任“安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资管会”理事，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⑤在共同犯罪中，李已轩起次要作用，系本案的从犯。另一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本案中的59.4万股法人股差价款100万元应属“资管会”所有；事前李已轩没有与何述金进行预谋；李已轩在“资管会”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不构成贪污罪，应当宣告李已轩无罪。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已轩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明知“鸿仪集团”董事长鄢彩宏所给的100万元是他与何述金低价转让该59.4万法人股后鄢彩宏回报给自己及何述金、刘亦萍的贿赂款，而与何述金共同非法收受，并从中获取赃款60万元的行为属于非法收受他人财产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虽然李已轩是受何述金的指使，且是在何述金的劝说下接受贿赂款的，但是，李已轩明知何述金的动机、目的，却未经本单位集体研究同意，擅自违反本单位与“资管会”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积极主动地代表本单位先后分别与“金利公司”、“日升公司”签订有关股权转让等协议并办理有关公证、撤销公证及过户登记手续，为其一伙的犯罪目的最终实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认定李已轩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是主犯。公诉机关指控李已轩的犯贪污罪罪名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李已轩提出自己是在完全不明白、不知道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的情况下，按何述金的分配从100万元中收取60万元的辩解理由，经查，李已轩曾多次供称，何述金指使、安排自己代表“洪江二轻”将仍然属“洪江二轻”所有的该59.4万股法人股先后分别重复转让给“金利公司”、“日升公司”时，自己就知道何述金欲从中谋取利益，自己亦知道100万元与59.4万股法人股的转让有关，其提出的辩解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李已轩及其二辩护人分别提出李已轩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的理由成立，应当予以采纳；辩护人提出李已轩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意见，经查，虽被告人李已轩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与湖南安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湖南安江塑料厂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中的人员何述金、刘亦萍相互勾结，分别利用了各自职务上的便利或本人职权、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但其三人所侵占的不是何、刘二人所在单位湖南安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湖南安江塑料厂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的财物，且被告人李已轩与何、刘二人不是同一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所提出的该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同时虽辩护人龙洪林提出犯意不是被告人李已轩提出的，被告人李已轩代表湖南省洪江市二轻集体工业联社先后分别与湖南金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湖南日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办理有关的公证及过户手续，均是在同案人何述金的精心策划、授意、指挥安排下进行的及案发后被告人李已轩能彻底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并积极退赔赃款，有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的理由，经查均能成立，应予采纳，但所提出的被告人李已轩系从犯的理由，经查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已轩所得的6 0万元系其编制职工安置方案所应得的报酬的辩护理由，经查，在湖南安江塑料厂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转让所持有的湖南安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及安置职工的过程中，被告人李已轩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及湖南安江塑料厂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职工安置领导小组、清算组成员，虽参与编制职工安置方案及与湖南鸿仪投资集团公司老板鄢彩宏所率领的代表团进行谈判等工作，但系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且期间被告人李已轩已从同案人何述金处领取编制职工安置方案前期费用2万元，同案人刘亦萍亦曾按何述金的指示分给被告人李已轩“辛苦费”4万元，被告人李已轩还曾从湖南安江塑料厂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借支清算费共3万元，同时湖南安江塑料厂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还另支付给湖南洪江市二轻工业局清算费1 0万元，故所提出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事前被告人李已轩没有与同案人何述金进行预谋、应宣告被告人李已轩无罪的理由，经查与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均不予采纳。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已轩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38000元；
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已轩尚未退还的赃款232000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已轩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李已轩上诉提出“原判认定洪江二轻集体工业联社的59.4万股安塑法人股所有权属洪江二轻集体工业联社与事实不符；不构成受贿罪。”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李已轩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他人在集体单位股权转让活动中，共同非法侵吞本应当属于“洪江二轻”持有的股权转让产生的增值100万元，实际分得6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李已轩上诉提出“原判认定原洪江二轻集体工业联社的59.4万股安塑法人股所有权属洪江二轻集体工业联社与事实不符”的理由，经查，从各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股权转让运作程序来看，记名法人股股权应当属于记名者，即使签订了转让合同并支付了款项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之前仍然应当属于记名者。因此本案的59.4万股法人股在“洪江二轻”于2001年8月7日转让给“日升公司”并办理过户手续前，权股一直是属于“洪江二轻”的。由此股权转让产生的收益也应当是“洪江二轻”。即100万元差价收益应当属于“洪江二轻”的。此上诉理由不成立。李已轩上诉还提出“不构成受贿罪”的理由，经查，一审判决认为，“洪江二轻”和“日升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实际价款为66万元。100万元不是差价款而是鄢彩宏答应给何述金、李已轩、刘亦萍等人的贿赂款。此100万元不是59.4万股的增值款，而是转让此59.4万股股权的回报贿赂款，既不属于“资管会”也不属于“洪江二轻”。此观点不当，理由是何述金与鄢彩宏明确商定59.4万股的转让股价是每股2.8元，100万元是差价用于感谢帮忙的人。当事人都明确知道这100万元是59.4万股股权产生出来的利益。本案的实质是李已轩、何述金、刘亦萍共同侵吞公共财产100万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应当以贪污罪论，一审判决认定李已轩构成受贿罪不当。其此上诉理由成立。李已轩于2005年4月16日因被举报收受何述金3万元现金被传讯。同月17日，李已轩交代了自己在编制“资管会”职工安置措施时，何述金给了他3万元费用。在检察机关决定逮捕时，也是依据受贿3万元的事实。同月18日，对李已轩刑事拘留。在继续讯问中，李已轩交代了这100万元的犯罪事实。而原线索3万元因为可以算是合法收入而没有被起诉追究。因此，对此100万的犯罪事实，李已轩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能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而且是与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不属同种罪行，应当以自首论。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驳回上诉人李已轩的部分上诉，维持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怀中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已轩尚未退还的赃款二十三万二千元”；
二、撤销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怀中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一、被告人李已轩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三万八千元”；
三、上诉人李已轩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三万八千元。

【点评】

本案被告人李已轩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其他人员在企业股权转让活动中，共同非法侵吞本应当属于“洪江二轻”持有的股权转让产生的增值款100万元，实际分得60万元，其行为在一审判决认定构成受贿罪，二审法院则改判为贪污罪。其辩护人认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应当如何认定被告人李已轩的行为性质呢？换言之，其行为构成何种犯罪，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洪江二轻”在2000年1月21日与“资管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把原持有的“安塑公司”的59.4万股法人股以66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资管委”并且接受了价款但是没有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的行为是否导致了股权的变更的问题。第二、被告人李已轩在本案中所处的地位问题。第三、100万的性质认定以及归属问题。
（一）“洪江二轻”于2000年1月21日与“资管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原持有的“安塑公司”的59.4万股法人股以66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资管委”并且接受了价款但是没有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的行为是否导致了股权的变更，即这次股权转让是否发生了效力。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这次股权转让行为有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有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对此，《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虽然规定了“应当办理登记”，但是未规定“登记方能生效。”《合同法》也没有明确规定股权转让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这种观点认为“洪江二轻”将所持有的59.4万股法人股转让给“资管会”且“资管会”已付清59.4万股法人股转让款后，虽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但是实际上“资管会”已取得该59.4万股法人股的所有权，“洪江二轻”不再享有该59.4万股法人股的所有权，所以这次股权转让行为有效，即59.4万股法人股的股权在2000年1月21日以后已经属于“资管会”。
第二种意见认为，这次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因为记名法人股股权应当属于记名者，即使签订了转让合同并支付了款项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之前仍然应当属于记名者。因此本案的59.4万股法人股在“洪江二轻”于2001年8月7日转让给“日升公司”并办理过户手续前，股权一直是属于“洪江二轻”的。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30条、第139条、第140条的规定“公司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公司向发起人、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由此可知，“洪江二轻”持有的59.4万股法人股应当是记名股票，对于记名股票的转让应当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办理过户手续是股权转让生效的必要条件。因此，“洪江二轻”在2000年1月21日与“资管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原持有的“安塑公司”的59.4万股法人股以66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资管委”并且接受了价款但是没有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股权的变更，在这次转让过程中，股权的归属并没有实际发生变更。59.4万元股权在2001年8月7日前仍然属于“洪江二轻”。
（二）关于被告人李已轩在本案中所处的地位问题。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已轩是从犯。此次通过股权转让的办法侵吞59.4万股法人股差价款100万元的犯意不是李已轩提出的，而是何述金蓄谋已久提出的；李已轩代表“洪江二轻”先后分别与“金利公司”、“日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有关的公证及过户手续，均是在何述金的精心策划、授意、指挥安排下进行的；并且何述金时任“安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兼“资管会”理事，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所以在共同犯罪中，李已轩起次要作用，是本案的从犯，对李己轩的定罪应当按何述金的定罪来定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已轩是主犯。李已轩是受何述金的指使，且是在同案人何述金的劝说下接受贿赂款的，但是，李已轩明知何述金的动机、目的，却没有经本单位集体研究同意，擅自违反本单位与“资管会”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积极主动地代表本单位先后分别与“金利公司”、“日升公司”签订有关股权转让等协议并办理有关公证、撤销公证及过户登记手续，为其一伙的犯罪目的最终实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直接实施了收受钱款并侵吞的行为。因此，应当认定被告人李已轩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由于李己轩是国家工作人员，是身份犯，全案定性应当按在共同犯罪起主要作用的身份犯罪定性。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根据我国《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正确认定主犯呢？判断一个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应当根据他在参加实施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加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造成危害结果的作用等，全面地分析判断。从主犯参加犯罪活动的情况来看，他们一般在事前拉拢、勾结他人，出谋划策；实施犯罪时积极参加，担任主角，并协调他人的行动，所犯具体罪行较重，或者直接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有的事后还进行策划掩盖罪行、逃避惩罚的活动。通过对共同犯罪人参加犯罪活动的具体分析，就能正确地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而在本案中，李已轩虽然受何述金的指使，且是在何述金的劝说下接受贿赂款的，但是在犯罪实施过程处于积极主动并且必不可少的地位。理应认定李己轩是主犯。
（三）100万的性质认定以及归属问题，此款的性质认定和归属直接影响本案的定性。对此，存在着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这100万元属于李已轩等人收受的贿赂款，既不属于“洪江二轻”也不属于“资管委”。理由如下：鄢彩宏曾许诺给何述金好处费。此后，何述金利用自己职务、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未按当时的股市价格，违法向鄢彩宏提出将仍然属“洪江二轻”所有的59.4万股法人股以每股2.8元的低价转让给“鸿仪集团”，转让协议中只签订总转让价款66万元，另100万元不签入协议中，提现金给为股权转让出了力的李已轩及刘亦萍等人。鄢彩宏表示同意。接着，李已轩按何、鄢二人商定的办法，代表“洪江二轻”与“鸿仪集团”下属的“日升公司”签订了以66万元转让该59.4万股法人股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本案中鄢彩宏按约定送给李已轩、何述金、刘亦萍的100万元系何、李二人低价转让该59.4万股法人股后鄢彩宏回报给李已轩、何述金、刘亦萍的贿赂款，不是该59.4万股法人股的增值款，既不属“洪江二轻”所有，亦不属“资管会”所有。因此，李己轩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所以，李己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这100万元是股权转让差价款，但是属于“资管委”所有。理由是“资管委”在向“洪江二轻”支付66万元的价款以后就获得了“洪江二轻”原持有的59.4万股法人股的股权。所以这100万元属于在股权转让种的差价收益，应当属于“资管委”。而李已轩不是“资管委”工作人员，应当按照主犯何述金的犯罪行为性质定罪，所以，李己轩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犯）。
第三种观点认为，这100万元是股权转让差价款，但是属于“洪江二轻”所有。理由是在100万元的差价款的所有权应该随同这59.4万股股权联系在一起，在同“日升公司”签订协议以前，这59.4万股法人股所有权并没有转让到“资管会”，而是仍然属于“洪江二轻”，那么把它转让给“日升公司”后，所得的这100万元的差价款也应当属于“洪江二轻”。因此，李己轩的行为属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洪江二轻”的财产，所以，李己轩的行为构成贪污罪。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因为本案中何述金与鄢彩宏明确商定59.4万股的转让股价是每股2.8元，那么59.4万股法人股的总价额应当是166万，而在合同中载明的转让价款却为66万元。，这100万元就是59.4万股法人股转让的差价收益，当事人都明确知道这100万元是59.4万股股权产生出来的利益。而由于这59.4万股法人股的股权在转让给“日升公司”之前，一直属于“洪江二轻”。因此，这笔差价收益款也应当属于“洪江二轻”。李已轩原是湖南省洪江市二轻工业局局长、二轻工业总公司经理、二轻集体手工业联社负责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之列，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的主体构成要件。并且这100万元系股权转让的差价，并且应当归属于“洪江二轻”，非法侵吞的是本单位的公共财产。一审法院认定的100万元既不属于“洪江二轻”也不属于“资管委”所以构成受贿罪是错误的。
本案中被告人李已轩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他人在集体单位股权转让活动中，共同非法侵吞本应当属于“洪江二轻”持有的股权转让产生的增值100万元，实际分得6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应当以贪污罪论，且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二审法院将其行为性质改判为贪污罪是正确的。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0〕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体育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在坚持体育事业公益性、加快发展体育事业的同时，对发展体育健身市场、开发体育竞赛和体育表演市场、发展体育用品业等体育产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成效。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对拓展体育发展空间，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培养体育人才，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生活质量和竞技体育水平，促进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基本方针、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一）基本方针。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需求；坚持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在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同时，不断增加体育市场供给，努力向人民群众提供健康丰富的体育产品；坚持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体育产业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进一步规范体育市场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二）主要目标。
　　到2020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产品品牌；建立以体育服务业为重点，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体育产业体系和规范有序、繁荣发展的体育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经济成分竞相参与、共同兴办体育产业的格局；形成与国际接轨、管理规范、充满生机活力的体育社会组织体系；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显著增加，体育服务贸易较快发展，体育产业从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比例明显提高，体育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明显提高；形成体育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相互结合、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重点任务。
　　1.大力发展体育健身市场。在不断加大投入，加强城乡居民基本体育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培育体育健身市场，培养群众体育健身意识，引导大众体育消费。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加强群众体育俱乐部建设；积极稳妥开展新兴的户外运动、极限运动等项目的经营活动，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健身项目，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市场开发、推广。
　　2.努力开发体育竞赛和体育表演市场。积极引导规范各类体育竞赛和体育表演的市场化运作。借鉴吸收国内外体育赛事组织运作的有益经验，探索完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单项赛事的市场开发和运作模式；支持地方根据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特色举办体育竞赛活动，鼓励企业举办商业性体育比赛，积极引进国际知名的体育赛事，努力打造有影响、有特色的赛事品牌。
　　3.积极培育体育中介市场。鼓励发展体育中介组织，大力开展体育技术、信息咨询、体育保险等中介服务。建立体育经纪人管理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培养高素质的体育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体育经纪人在赛事推广和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作用。
　　4.做大做强体育用品业。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世界体育用品业中的地位。积极推进标准化工作，制定完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加强涉及强制性标准体育用品质量监管，加强体育用品产品的认证工作，有效推动体育用品的品牌建设，增强我国体育用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打造国际一流的体育用品博览会。
　　5.大力促进体育服务贸易。以体育劳务、赛事组织、场馆建设、信息咨询、技术培训等为重点，逐步扩大体育服务规模。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提升我国体育服务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鼓励各类运动项目，特别是我国的优势项目和民族特色项目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培育和形成一批实力雄厚、专业性强的体育服务贸易企业，树立我国体育服务贸易品牌。
　　6.协调推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互动发展。发挥体育产业的综合效应和拉动作用，推动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电子信息等相关产业的复合经营，促进体育旅游、体育出版、体育媒介、体育广告、体育会展、体育影视等相关业态的发展。
　　二、主要政策和措施
　　（四）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
　　拓宽体育产业发展资金来源渠道，政府可以通过安排补助资金等方式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体育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通过发行债券、股票，以及项目融资、资产重组、股权置换等方式筹措发展资金。积极鼓励民间和境外资本投资体育产业，兴建体育设施。鼓励金融机构适应体育产业发展需要，开发新产品，开拓新业务。
　　研究探索体育彩票市场发展规律，不断丰富体育彩票新品种。完善体育彩票市场管理制度，健全发行销售监督机制。加强对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监管，提高使用效益。
　　鼓励社会力量捐资设立体育类基金会，鼓励境内外组织与个人向基金会提供捐赠和资助。
　　（五）完善税费优惠政策。
　　符合条件的体育类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可按税法有关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相关优惠政策。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支出，可以按照税法规定扣除。鼓励社会捐赠体育事业，对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向公益性体育事业的捐赠，符合税法有关规定的部分，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六）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
　　各级政府要立足国情、面向社会、服务群众，合理规划和布局公共体育设施，切实加强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提高设施综合利用率和运营能力，充分发挥公共体育设施在提供社会体育服务、满足群众体育需求方面的作用。认真做好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体育场馆及其配套设施的监管工作，防止闲置浪费或挪作他用。公共体育设施应当根据其功能、特点向公众开放，并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学生、老年人和残疾人优惠或者免费开放。对露天体育场，要创造条件免费开放；已经免费开放的，不得改为收费经营。有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应当向社会开放，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体育设施创造条件向社会开放，实现体育资源社会共享。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探索运营管理的新模式。
　　多渠道投资兴建体育设施，加强中小型体育场馆和体育服务设施建设，特别要大力加强农村基础体育设施建设。大幅度增加群众性体育场所的数量，改善体育设施和服务的供给结构、质量和效率，满足群众性体育运动和健身需求。
　　政府对用于群众健身的体育设施日常运行和维护给予经费补助，并根据其向群众开放的程度，在用水、用气、用电、用热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七）支持和规范职业体育发展。
　　职业体育是体育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积极探索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道路，对于拓宽体育发展渠道、扩大体育社会参与、发展大众体育具有积极意义。要从国情和项目特点出发，借鉴国际经验，鼓励引导、规范发展足球等职业体育赛事。完善职业体育的政策、制度和管理体系，严格职业体育俱乐部准入和运行监管，扶持职业体育俱乐部建设，健全职业联赛赛制，促进规范健康发展，不断提高职业体育水平。
　　（八）加强体育无形资产开发保护。
　　加强对体育组织、体育赛事和活动名称、标志等无形资产的开发，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完善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等群众性体育组织的市场开发模式，理顺和明确各相关主体在市场开发活动中的身份及其相互关系。
　　强化知识产权对各类体育企业的导向作用，提升体育产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加大自主研发和科研成果转化，开发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加强体育产品品牌建设，推动体育企业实施商标战略，增加体育产品商标内涵，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体育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九）加快体育市场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明确监管主体及其管理职能和各类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体育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促进体育市场规范发展。
　　加强体育经营活动的安全监管，对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经营活动，依法确定严格、规范、公开、透明的准入和开放条件、技术要求和服务规程，加强技术指导和安全保护，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及产品质量检测，确保设施设备和管理服务符合要求，确保消费者人身安全。推行体育服务质量认证制度，建立和完善体育服务规范，提高体育服务水平。开展体育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提高体育服务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水平。经营单位和活动组织者应当根据情况，提供相关的安全保险。
　　（十）加快体育产业管理人才培养。
　　鼓励多方投入，开展各类体育教育培训，多渠道培养既懂经济又懂体育的复合型体育产业管理人才。有关高等院校要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培养适应体育产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
　　三、加强领导，深化改革
　　（十一）加强对体育产业发展的领导。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把体育产业发展纳入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和组织实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加强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根据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促进形成体育产业发展的聚集区、示范区和城市发展功能区。协调不同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完善体育产业统计体系，建立体育产业信息发布制度，为宏观调控提供信息支持。
　　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对体育市场资源的限制和垄断。
　　（十二）鼓励支持群众性体育组织发展。
　　改革和创新体育社会团体管理模式，在加强业务指导和依法监管的同时，完善体育社团法人治理机制，充实体育社会团体业务职能，发挥体育社会团体服务功能。提高体育社团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律规范的能力。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促进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要求，按照各自职责，积极协调，抓紧制定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各项配套实施方案和具体政策措施，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年三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