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资产评估增值有关所得税处理问题的补充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8:26:02 浏览: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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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资产评估增值有关所得税处理问题的补充通知
关于企业资产评估增值有关所得税处理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评估增值有关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7〕77号）（以下简称“通知”）下发后，一些地方的财税部门和企业来电来函，要求对文件的适用范围、实施日期等问题予以明确。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通知”适用于内资企业，其中第四条仅适用于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内资企业。
二、“通知”第四条所述的资产范围应包括企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在内的所有资产。
三、企业依据通知第四条的规定，按评估价调整了有关资产帐面价值并据此计提折旧或摊销的，对已调整相关资产帐户的评估增值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企业在办理年度纳税申报时，应将有关计算资料一并附送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在计算申报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时，可
按下述方法进行调整：
1、据实逐年调整。企业因进行股份制改造发生的资产评估增值，每一纳税年度通过折旧、摊销等方式实际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数额，在年度纳税申报的成本项目、费用项目中予以调整，相应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2、综合调整。对资产评估增值额不分资产项目，均额在以后年度纳税申报的成本、费用项目中予以调整，相应调增每一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年。
以上调整方法的选用，由企业申请，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调整办法一经批准确定后，不得更改。
四、“通知”除第一条从1994年1月1日起执行外，其余条款从发文之日起执行。
199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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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片析
——《儒教与道教》读书报告
伍德裕
韦伯，是当代西方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是社会学界的顶级大师之一。德国特色的大学制度造就了韦伯的博学多才——当然这跟他个人的努力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他对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连音乐等艺术科学都极有研究，学术涉猎范围很广。思想体现在著作上，他的著作自然也就富含多种学科思想的交杂，意涵十分丰富，学术视野开阔。以前曾读过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不算厚，但对于学术修养尚浅的笔者来说，读韦伯的书是一件苦差事，一本书往往要仔细阅读几遍才能粗窥全意。这次所看的《儒教与道教》尤觉更难，虽然书中写的大部分都是有关中国的内容，但看起来却似乎有点陌生，韦伯在其书中所描绘的是一幅大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见的中国的“历史图像”，这应该是韦伯独特的分析视角所致的吧。
一、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概述
韦伯的学术成果中很显耀的是他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观，通过比较、分析来寻求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研究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首，接下来陆续写出《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及未完成的《伊斯兰教》，这一系列著作构成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集，集中体现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韦伯的这一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宗教伦理根源。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产生了理性的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商业贸易等比较发达吗？那为什么世界其他民族如中国、印度等也曾有过发达的科学技术、有过繁荣的商业贸易等资本主义所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呢？韦伯独具慧眼，他认为是宗教伦理在当中起着作用。“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1# 西方之所以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西方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的伦理观，他的论据是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的“上帝预选说”，该教义宣扬人是否得到救赎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这意志是预定的而且无从获知，人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工作上的成就来荣耀上帝，并以取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宠，是上帝所预定的“选民”。这种工作伦理无疑给人们的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创造了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才造就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完成了西方新教伦理的研究之后，韦伯转而研究世界其他主要民族的宗教伦理，他认为这些民族之所以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受到了其所信奉的宗教伦理的制约。通过与西方新教伦理的比较，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确得益于基督新教的伦理观。
二、《儒教与道教》部分解读
以上是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简单概述，接下来本文将重点放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上。《儒教与道教》是韦伯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之后的研究成果，虽然书是以教派来命名，但是整本书不仅对宗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阶层等各方面的问题也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全书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1~4章）#2#主要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层面的特性，并将之与西方及其他社会的相类层面作比较，这些方面基本是属于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有关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所做的分析。书的后半部分（5~8章）则集中分析了宗教方面的因素，这是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有关的精神方面的因素所做的分析。韦伯论述的范围十分广泛，若要对其整本书作评析大概可以著成一本小书了，笔者不欲也无力如此，接下来的文字主要想对韦伯书中儒教部分的分析作一下梳理。
韦伯之所以把对儒教精神的分析放在后头是有其道理的。他在书的前半部分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学分析表明：虽然不稳定的货币制度、缺乏自主性的城市、家产制的国家结构、势力强大的氏族组织、实质主义的法律制度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理性化进程，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能找到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的积极因素，如：中国人具有举世公认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的商业行会比许多西欧国家更加强大和自治、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巨幅增长、中国人没有基于出身的身份限制及可自由迁徙等。既然在中国社会中同时存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也有弊的物质条件，那么单从物质条件因素分析是无法得出资本主义为什么没在中国产生的结论的，必须从精神层次来着手分析。
1、儒教的社会秩序观及其伦理的此世倾向
儒教作为盛行中国两千余年的正统教派，其所宣扬的伦理观对中国人的精神、思想有很深的影响。儒教的经典里宣扬的基本是入世的俗人的伦理道德。儒教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这个世界中，宇宙秩序是固定的不可违反的，人类所生存于斯的社会秩序不过是这宇宙秩序中的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儒教肯定这个世界的秩序，俗世中的人所需做的只是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只有当人能将一己融入宇宙的内在和谐之中，那么心灵的平衡与帝国的详和方可且当可获得”#3# 俗世中的人应当小心谨慎，克己守礼，抑制由狂欢、极乐的活动所引发的非理性情感，因为那样会对秩序的和谐与平衡造成破坏。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以其理性的要求而与世界相对立的宗教都会在某一点上与世界的非理性处于紧张的状态。但是这在儒教中不存在。“中国人的灵魂从未受过先知革命的洗礼，也没有属于个人的祈祷。”#4# 从来未有一个超世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作出伦理的预言，因此在中国从未出现与现世的紧张对峙。儒教认为人性本善，其伦理观中从来没有原罪的概念，儒教徒看不到尘世行为与彼世报答、与宗教救赎之间的任何紧张性，因此也就谈不上通过不受纯粹的传统与习俗约束的内在力量去影响生活方式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救赎的观念。这样就使儒教丧失了对现实世界提出超越要求的内在精神动力。儒教的任务在于适应此世，他们眼中没有清教徒的救赎观念。这使得儒教的伦理观带有一种很强的此世倾向。“中国的宗教——无论其本质为巫术性或祭典性的——保持着一种此世的心灵倾向。”#5# 儒教徒所追求的是“他在此世的命运——为了长寿、为了子嗣、财富，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6# ，这些是他们此世奋斗的终极目的。与儒教的这种对世界的随和态度相对，清教伦理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清教徒对超世的上帝负有宗教的义务，在他们的伦理观中都有原罪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无一例外都是堕落的，世界是个罪恶的渊薮，清教徒应该做的是抑制自己的欲望，尽自己的努力辛勤劳作，把自己的职业看成一种天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来荣耀上帝，以自己辛勤劳作所获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将在灵魂上获得上帝的救赎。
2、儒教伦理的“担纲者”——士的性格对经济理性的阻碍
韦伯认为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有其社会中的阶层基础，也就是说，宗教伦理都有其“担纲者”。虽然“打造出某一经济伦理之独特面相的决定性阶层，会随着历史的流转而变更。某一阶层的影响力也从来不是完全绝对的。”#7# 但是，“我们通常还是能指出某些阶层，其生活样式对于诸宗教而言，至少是关键的。”#8# 中国的士人阶层便是儒教的担纲者，他们熟读儒家经典，并对世俗的官僚职务抱有很大的兴趣，他们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进入统治阶层而享有政治权力，在社会上享有高度的特权地位。换个角度说，他们之所以能进入统治阶治，是因为他们对于儒教思想的熟谙。因为“惟有精通文献与传统的人，才被认为是够资格在仪式与政治上，正确地指导国内的行政，以及君侯正确的卡理斯玛生活样式的人。” #9#
儒家的教育在于使学生的心灵完全融入经典之中，从经典的陶冶中获得一种内化的理想性格及德行。达到合于经典所要求的圆满与完美，便成了每个儒教徒的最高憧憬。他们只有深入经典之中，通过不断地学习及领悟，在经典的陶冶下使自己的性格及德行臻于完善。在将自己调适于世界的过程里，士人是以一己的修为为目的，而不是以一己为达成某一功能目的之手段。士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各方通达的能人，因此他们排斥职业的专门化，尤其鄙夷基于追求利得的经济生产上的专业化。士人的这种排斥专门化的立场阻碍了官僚体系功能的专门化，也阻碍了需要专门化的经济企业朝向理性化的发展。
以上两点是笔者在阅读韦伯著作的过程中觉得儒教伦理体系中阻碍资本主义产生最重要的两点制约因素，当然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因素，如儒教的和平主义性格对政治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等，相对上述两点来说重要性较小，不再详述。
三、一点小评论
对学术修养尚浅的笔者来说，谈要对学术大师韦伯的著作进行评论似乎有点自不量力，笔者但求在读韦伯的书时面对这么庞杂的分析不致曲解他的思想，并能从中汲取其思想精华就足够了。不过，笔者还是愿意谈谈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首先，笔者对韦伯写这本书时所利用的文献资料很感兴趣，他所采用的文献，有些是中国古代经典书籍的外文译版，有些是华裔学者在国外发表的中国研究论文，有些是外国学者或传教士对中国研究的文章，文献资料及其有限。而且，这些文献是否能成为研究中国的可以依靠的资料尚值得怀疑，比如中国古代经典的外文译版是否存在对经典的曲解，外国学者、华裔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否是对中国真实情况的反映等。韦伯从未到过中国，他想完成一部对中国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都涉及的大论著，只能“电视转播式”地通过对这些有限的资料的利用来进行其研究，想必难度也不小。他的论著究竟是否基于这些材料的范围之内，还是经过了自己主观的演绎拓展，如果有，会不会产生偏差。
其次，韦伯的著作中似乎洋溢着一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过分”自豪，以至于他甚至觉得中国的象形文字也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只有西方的拉丁字母才是具有理性的——“中国文字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色，并未理性化为地中海商业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拼音字母的形式”#10# 他甚至以为，中国文字在“结构上的异常理性的物质，使得中国的语文无法发展诗与系统性的思维。”#11# ，虽然他罗列了一大些理由，但是我想提出质疑的是，西方的文字既然更具理性，是否意味着它在表达上更具优势——在同样的时间里相对汉字能表达出更多的内容，抑或更易理解，还是语言在表述上更加无懈可击不至引起歧意……我想这些都不至于吧。至于他认为中国的语文无法发展诗与系统性的思维，我就更加无法理解了，否则，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上百年的古诗词在我们口中读起来是那么的琅琅上口、意境优美，难道只是我们的错觉吗？当然，这些细节与主题似乎关系不大，笔者言此的目的是想问，韦伯的这种对西方理性的主观上的过分自豪感难道不会影响到他对中国情况研究的客观性吗？
注：
#1# 引自 韦伯著 丁晓、陈维纲等译 《宗教社会学导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版 P15；
#2# 第五章士人阶层归入宗教层面分析为宜，因为士人阶层是儒教伦理的“担纲者”；
#3# 引自 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版 P220；
#4# 同上 P208；
#5# 同上 P210；
#6# 同上 P210；
#7# 同上 P463；
#8# 同上 P463；
#9# 同上 P168；
#10# 同上 P185；
#11# 同上 P185。
参考文献：
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 《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 ；
韦伯著 丁晓、陈维纲等译 《宗教社会学导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版。
中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政府海运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４月４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７年４月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两国贸易的发展，加强海运领域的合作，确保畅通无阻的海洋运输和港口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在本协定中，除非另有规定：
一、“协定”系指本协定，由此产生的任何附件及对本协定及其附件的任何修正案。
二、“公司”系指按照缔约任何一方法律、法规在该缔约一方境内注册和／或具有商业存在并从事国际海运船舶经营的航运经济实体。船舶经营系指该公司对该船舶在营运、财务和法律上承担责任。公司还指合营公司和子公司。
三、“船员”系指在缔约一方船舶航次中在该船上履行或将要履行服务，持有本协定第十三条所指身份证件，并列入该船船员名单的人员。
四、“船舶”系指在缔约任何一方登记或由缔约任何一方公司经营的从事国际海运的商船。本协定不包括军用船舶、渔船和其他不从事商业航运的船舶。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一、本协定的规定仅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的国际海运。缔约一方的船舶为了卸下从外国进口的货物或装载出口国外的货物而在缔约另一方对外国船舶开放的国际通商港口间航行时，仍适用本协定。旅客运输亦同。
二、缔约各方的船舶有权在缔约双方对外国船舶开放的国际通商港口间航行，从事缔约双方或缔约任何一方与非缔约方之间的客货运输。任何新增的对外轮开放的港口将自动对缔约双方从事国际海运贸易的船舶开放。
三、本条的规定不影响非缔约方的船舶从事缔约双方之间客货运输的权利。
第三条 待遇标准
一、缔约各方在以下方面应给予缔约另一方船舶不低于给予其他国家船舶的优惠待遇：
（一）港口准入；
（二）使用泊位、港口设施和服务；
（三）装卸货物及办理必要的港口手续；
（四）上下旅客；
（五）中转；
（六）缴纳港口规费和使费；
（七）使用航行设施和服务。
二、本条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缔约任何一方由于其国家为海关联合体或自由贸易区成员而给予其他国家的待遇；
（二）为便利比邻边境区的交流而给予周边国家的待遇。
第四条 便利海运的措施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法律和港口规章允许的范围内，便利和加快海上运输，避免船舶不必要的延误，并尽可能加快和简化港口所需的海关及其他手续。缔约双方承认根据港口国管理谅解备忘录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相互承认船舶文件
一、缔约各方应承认第一条第四款所定义的船舶的国籍及其文件。
二、缔约一方持有根据《一九六九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签发并为缔约另一方承认的有效国际吨位证书的船舶，在缔约另一方港口免予重新丈量，所有与船舶吨位有关的港口费用应以这些证书为依据计收。
第六条 代表处、子公司和分公司
缔约各方的公司可按照缔约另一方的适用法律和法规在其境内设立代表处和子公司和／或分公司，子公司和分公司可以按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从事经营活动。
第七条 代表
一、应允许缔约一方的公司在互惠的基础上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派驻开展国际海运服务所需要的代表及商业、业务和技术人员。
二、这些人员的任用可由缔约一方公司选择：或者使用自己的人员，或者使用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并根据缔约另一方的法律、法规获准在其境内从事此类服务的其他组织或公司提供的服务。
三、上述代表和工作人员应遵守缔约另一方现行法律和法规。根据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一）缔约各方应在互惠的基础上并尽可能以最少的延误，给予本条第一款所指代表和工作人员所需要的工作许可、访问签证或其他类似文件；
（二）缔约双方应便利和加快临时从事某些职责的工作人员雇佣许可要求。
第八条 税收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居民的税收规定列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２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本条简称《税收协定》）。本协定不应影响这些规定的执行。
二、缔约双方同意，关于对从事国际海运的公司和船舶以收入计征营业税问题应比照税收协定办理。
第九条 结算和资金的转移
一、根据缔约方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缔约一方的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从事国际海运所得应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结算。该所得可以用于支付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产生的费用或根据需要自由兑换和汇寄。
第十条 海运事故
一、如果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发生海难或事故，事故所在管辖区的缔约一方应尽快通知缔约另一方。缔约双方应对遇险船舶、船员、货物和旅客给予尽可能的帮助和照料。
二、遇险船舶，其货物、设备、部件、物料及其他船舶物品，只要不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使用或消费，应免除因其进口而课征的关税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税收。
三、缔约各方应与缔约另一方的事故调查当局合作，并鼓励船东和船舶经营人充分参与事故调查。
四、本条的各项规定不应影响对船舶、船员、货物和旅客提供帮助和照料而要求的赔偿。
第十一条 海上安全
一、缔约双方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权利和义务，重申其相互承担的反对非法干涉行为以保障国际海运安全的义务应构成本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缔约双方不限制其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的普遍性，将特别遵循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０日在罗马签订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以及双方均执行的其他有关海上安全的多边协定的规定。
第十二条 危险货物
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承运危险、有害物质应遵从有关国际公约和缔约双方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此类船舶建立的足够预防措施，防止、消除或控制对缔约双方环境造成污染。
第十三条 船员身份证件
一、缔约各方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颁发的船员身份证件。这些身份证件为：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
（二）在加拿大方面，为海员身份证或护照。
二、由非缔约国主管当局根据其规定为在缔约任何一方船舶上工作的其国家的船员，包括前往登船任职和卸任离船的船员，颁发的身份证件，如符合缔约一方有关承认护照或护照代用证件的国内法规，也应作为有效身份证件予以承认。
三、缔约双方应根据其各自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准许持有本条第二款所指身份证件的船员享受本协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待遇。
第十四条 船员入境和逗留
一、根据缔约双方的有关法律，持有本协定第十三条所指身份证件的船员：
（一）在其船舶在缔约另一方港口停留期间可以不需签证上岸临时逗留，但船长应按照该港有关现行规定向港口当局递交一份船员名单。生病的船员可以不需签证上岸治病，但受益方应支付有关医疗费用。
（二）船员因开始或终止船上服务而登船、回国，或因有关缔约方主管当局接受的其他原因，在取得签证后，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作为旅客乘坐任何交通工具分别进入、通过或离开缔约任何一方领土。上述有关主管当局应尽快发给签证。
二、缔约双方保留拒绝不符合要求的船员入境的权利。
三、缔约双方同意，如缔约一方的船员未能返船，该船船长或公司代表应在该船驶离缔约另一方港口前立即向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报告。
第十五条 遵守法律
一、缔约一方的船舶、船员、旅客和货物在缔约另一方的领海或港口停留期间，应遵守该国的有关法律和规定。
二、在遵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前提下，缔约一方当局不应干预缔约另一方船舶上的内部事务。内部事务不应包括在其境内发生的构成违反该缔约方刑法的犯罪。如进行干预，有关当局应将所采取的行动尽快通知有关领事部门或公司代表。
三、在履行海关、移民、检疫和类似法规时，缔约各方应给予缔约另一方船舶不低于给予从事类似国际运输服务的其他任何国家船舶的优惠待遇，并在对等的基础上和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对方船舶不低于给予本国船舶的优惠待遇。
第十六条 国际权利和义务
一、本协定不影响缔约任何一方根据国际协定，或因该缔约方作为国际组织成员国，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二、如果缔约双方均执行的有关国际海运的多边协定生效，并与本协定的规定有矛盾，缔约双方应根据本协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协商。在双方达成一致以前，应以上述多边协定的规定为准。
第十七条 透明度
缔约各方对缔约另一方要求提供影响执行本协定措施方面的信息，应给予迅速回复。
第十八条 协商
一、为保证本协定的充分执行和便利两国间的国际海运服务，必要时并经缔约任何一方要求，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进行会晤，解决本协定在执行中产生的问题。该协商应尽快举行，在任何情况下，应在提出要求后一百二十天内会晤，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二、就本条而言，主管当局系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二）加拿大运输部。
三、如主管当局的名称发生变化，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必要的通知。
第十九条 协定的修改
一、如缔约任何一方认为需要修改本协定的条款，可通过外交途径书面要求缔约另一方就修改本协定进行协商。该协商应尽快举行，在任何情况下，应在提出要求后一百二十天内举行，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二、协商一致的修改经缔约双方外交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二十条 生效和终止／废除
一、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定经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可以终止或废除。协定的终止或废除自该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第二十一条 标题
本协定使用的标题仅作参考之用。
本协定由下列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的人员签订，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七年四月四日在温哥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成，每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代 表 代 表
黄镇东 大卫·安德森
（签字） （签字）
——《儒教与道教》读书报告
伍德裕
韦伯，是当代西方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是社会学界的顶级大师之一。德国特色的大学制度造就了韦伯的博学多才——当然这跟他个人的努力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他对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连音乐等艺术科学都极有研究，学术涉猎范围很广。思想体现在著作上，他的著作自然也就富含多种学科思想的交杂，意涵十分丰富，学术视野开阔。以前曾读过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不算厚，但对于学术修养尚浅的笔者来说，读韦伯的书是一件苦差事，一本书往往要仔细阅读几遍才能粗窥全意。这次所看的《儒教与道教》尤觉更难，虽然书中写的大部分都是有关中国的内容，但看起来却似乎有点陌生，韦伯在其书中所描绘的是一幅大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见的中国的“历史图像”，这应该是韦伯独特的分析视角所致的吧。
一、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概述
韦伯的学术成果中很显耀的是他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观，通过比较、分析来寻求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研究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首，接下来陆续写出《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及未完成的《伊斯兰教》，这一系列著作构成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集，集中体现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韦伯的这一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宗教伦理根源。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产生了理性的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商业贸易等比较发达吗？那为什么世界其他民族如中国、印度等也曾有过发达的科学技术、有过繁荣的商业贸易等资本主义所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呢？韦伯独具慧眼，他认为是宗教伦理在当中起着作用。“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1# 西方之所以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西方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的伦理观，他的论据是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的“上帝预选说”，该教义宣扬人是否得到救赎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这意志是预定的而且无从获知，人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工作上的成就来荣耀上帝，并以取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宠，是上帝所预定的“选民”。这种工作伦理无疑给人们的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创造了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才造就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完成了西方新教伦理的研究之后，韦伯转而研究世界其他主要民族的宗教伦理，他认为这些民族之所以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受到了其所信奉的宗教伦理的制约。通过与西方新教伦理的比较，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确得益于基督新教的伦理观。
二、《儒教与道教》部分解读
以上是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简单概述，接下来本文将重点放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上。《儒教与道教》是韦伯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之后的研究成果，虽然书是以教派来命名，但是整本书不仅对宗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阶层等各方面的问题也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全书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1~4章）#2#主要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层面的特性，并将之与西方及其他社会的相类层面作比较，这些方面基本是属于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有关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所做的分析。书的后半部分（5~8章）则集中分析了宗教方面的因素，这是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有关的精神方面的因素所做的分析。韦伯论述的范围十分广泛，若要对其整本书作评析大概可以著成一本小书了，笔者不欲也无力如此，接下来的文字主要想对韦伯书中儒教部分的分析作一下梳理。
韦伯之所以把对儒教精神的分析放在后头是有其道理的。他在书的前半部分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学分析表明：虽然不稳定的货币制度、缺乏自主性的城市、家产制的国家结构、势力强大的氏族组织、实质主义的法律制度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理性化进程，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能找到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的积极因素，如：中国人具有举世公认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的商业行会比许多西欧国家更加强大和自治、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巨幅增长、中国人没有基于出身的身份限制及可自由迁徙等。既然在中国社会中同时存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也有弊的物质条件，那么单从物质条件因素分析是无法得出资本主义为什么没在中国产生的结论的，必须从精神层次来着手分析。
1、儒教的社会秩序观及其伦理的此世倾向
儒教作为盛行中国两千余年的正统教派，其所宣扬的伦理观对中国人的精神、思想有很深的影响。儒教的经典里宣扬的基本是入世的俗人的伦理道德。儒教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这个世界中，宇宙秩序是固定的不可违反的，人类所生存于斯的社会秩序不过是这宇宙秩序中的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儒教肯定这个世界的秩序，俗世中的人所需做的只是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只有当人能将一己融入宇宙的内在和谐之中，那么心灵的平衡与帝国的详和方可且当可获得”#3# 俗世中的人应当小心谨慎，克己守礼，抑制由狂欢、极乐的活动所引发的非理性情感，因为那样会对秩序的和谐与平衡造成破坏。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以其理性的要求而与世界相对立的宗教都会在某一点上与世界的非理性处于紧张的状态。但是这在儒教中不存在。“中国人的灵魂从未受过先知革命的洗礼，也没有属于个人的祈祷。”#4# 从来未有一个超世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作出伦理的预言，因此在中国从未出现与现世的紧张对峙。儒教认为人性本善，其伦理观中从来没有原罪的概念，儒教徒看不到尘世行为与彼世报答、与宗教救赎之间的任何紧张性，因此也就谈不上通过不受纯粹的传统与习俗约束的内在力量去影响生活方式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救赎的观念。这样就使儒教丧失了对现实世界提出超越要求的内在精神动力。儒教的任务在于适应此世，他们眼中没有清教徒的救赎观念。这使得儒教的伦理观带有一种很强的此世倾向。“中国的宗教——无论其本质为巫术性或祭典性的——保持着一种此世的心灵倾向。”#5# 儒教徒所追求的是“他在此世的命运——为了长寿、为了子嗣、财富，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6# ，这些是他们此世奋斗的终极目的。与儒教的这种对世界的随和态度相对，清教伦理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清教徒对超世的上帝负有宗教的义务，在他们的伦理观中都有原罪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无一例外都是堕落的，世界是个罪恶的渊薮，清教徒应该做的是抑制自己的欲望，尽自己的努力辛勤劳作，把自己的职业看成一种天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来荣耀上帝，以自己辛勤劳作所获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将在灵魂上获得上帝的救赎。
2、儒教伦理的“担纲者”——士的性格对经济理性的阻碍
韦伯认为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有其社会中的阶层基础，也就是说，宗教伦理都有其“担纲者”。虽然“打造出某一经济伦理之独特面相的决定性阶层，会随着历史的流转而变更。某一阶层的影响力也从来不是完全绝对的。”#7# 但是，“我们通常还是能指出某些阶层，其生活样式对于诸宗教而言，至少是关键的。”#8# 中国的士人阶层便是儒教的担纲者，他们熟读儒家经典，并对世俗的官僚职务抱有很大的兴趣，他们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进入统治阶层而享有政治权力，在社会上享有高度的特权地位。换个角度说，他们之所以能进入统治阶治，是因为他们对于儒教思想的熟谙。因为“惟有精通文献与传统的人，才被认为是够资格在仪式与政治上，正确地指导国内的行政，以及君侯正确的卡理斯玛生活样式的人。” #9#
儒家的教育在于使学生的心灵完全融入经典之中，从经典的陶冶中获得一种内化的理想性格及德行。达到合于经典所要求的圆满与完美，便成了每个儒教徒的最高憧憬。他们只有深入经典之中，通过不断地学习及领悟，在经典的陶冶下使自己的性格及德行臻于完善。在将自己调适于世界的过程里，士人是以一己的修为为目的，而不是以一己为达成某一功能目的之手段。士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各方通达的能人，因此他们排斥职业的专门化，尤其鄙夷基于追求利得的经济生产上的专业化。士人的这种排斥专门化的立场阻碍了官僚体系功能的专门化，也阻碍了需要专门化的经济企业朝向理性化的发展。
以上两点是笔者在阅读韦伯著作的过程中觉得儒教伦理体系中阻碍资本主义产生最重要的两点制约因素，当然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因素，如儒教的和平主义性格对政治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等，相对上述两点来说重要性较小，不再详述。
三、一点小评论
对学术修养尚浅的笔者来说，谈要对学术大师韦伯的著作进行评论似乎有点自不量力，笔者但求在读韦伯的书时面对这么庞杂的分析不致曲解他的思想，并能从中汲取其思想精华就足够了。不过，笔者还是愿意谈谈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首先，笔者对韦伯写这本书时所利用的文献资料很感兴趣，他所采用的文献，有些是中国古代经典书籍的外文译版，有些是华裔学者在国外发表的中国研究论文，有些是外国学者或传教士对中国研究的文章，文献资料及其有限。而且，这些文献是否能成为研究中国的可以依靠的资料尚值得怀疑，比如中国古代经典的外文译版是否存在对经典的曲解，外国学者、华裔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否是对中国真实情况的反映等。韦伯从未到过中国，他想完成一部对中国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都涉及的大论著，只能“电视转播式”地通过对这些有限的资料的利用来进行其研究，想必难度也不小。他的论著究竟是否基于这些材料的范围之内，还是经过了自己主观的演绎拓展，如果有，会不会产生偏差。
其次，韦伯的著作中似乎洋溢着一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过分”自豪，以至于他甚至觉得中国的象形文字也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只有西方的拉丁字母才是具有理性的——“中国文字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色，并未理性化为地中海商业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拼音字母的形式”#10# 他甚至以为，中国文字在“结构上的异常理性的物质，使得中国的语文无法发展诗与系统性的思维。”#11# ，虽然他罗列了一大些理由，但是我想提出质疑的是，西方的文字既然更具理性，是否意味着它在表达上更具优势——在同样的时间里相对汉字能表达出更多的内容，抑或更易理解，还是语言在表述上更加无懈可击不至引起歧意……我想这些都不至于吧。至于他认为中国的语文无法发展诗与系统性的思维，我就更加无法理解了，否则，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上百年的古诗词在我们口中读起来是那么的琅琅上口、意境优美，难道只是我们的错觉吗？当然，这些细节与主题似乎关系不大，笔者言此的目的是想问，韦伯的这种对西方理性的主观上的过分自豪感难道不会影响到他对中国情况研究的客观性吗？
注：
#1# 引自 韦伯著 丁晓、陈维纲等译 《宗教社会学导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版 P15；
#2# 第五章士人阶层归入宗教层面分析为宜，因为士人阶层是儒教伦理的“担纲者”；
#3# 引自 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版 P220；
#4# 同上 P208；
#5# 同上 P210；
#6# 同上 P210；
#7# 同上 P463；
#8# 同上 P463；
#9# 同上 P168；
#10# 同上 P185；
#11# 同上 P185。
参考文献：
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 《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 ；
韦伯著 丁晓、陈维纲等译 《宗教社会学导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政府海运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政府海运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４月４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７年４月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两国贸易的发展，加强海运领域的合作，确保畅通无阻的海洋运输和港口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在本协定中，除非另有规定：
一、“协定”系指本协定，由此产生的任何附件及对本协定及其附件的任何修正案。
二、“公司”系指按照缔约任何一方法律、法规在该缔约一方境内注册和／或具有商业存在并从事国际海运船舶经营的航运经济实体。船舶经营系指该公司对该船舶在营运、财务和法律上承担责任。公司还指合营公司和子公司。
三、“船员”系指在缔约一方船舶航次中在该船上履行或将要履行服务，持有本协定第十三条所指身份证件，并列入该船船员名单的人员。
四、“船舶”系指在缔约任何一方登记或由缔约任何一方公司经营的从事国际海运的商船。本协定不包括军用船舶、渔船和其他不从事商业航运的船舶。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一、本协定的规定仅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的国际海运。缔约一方的船舶为了卸下从外国进口的货物或装载出口国外的货物而在缔约另一方对外国船舶开放的国际通商港口间航行时，仍适用本协定。旅客运输亦同。
二、缔约各方的船舶有权在缔约双方对外国船舶开放的国际通商港口间航行，从事缔约双方或缔约任何一方与非缔约方之间的客货运输。任何新增的对外轮开放的港口将自动对缔约双方从事国际海运贸易的船舶开放。
三、本条的规定不影响非缔约方的船舶从事缔约双方之间客货运输的权利。
第三条 待遇标准
一、缔约各方在以下方面应给予缔约另一方船舶不低于给予其他国家船舶的优惠待遇：
（一）港口准入；
（二）使用泊位、港口设施和服务；
（三）装卸货物及办理必要的港口手续；
（四）上下旅客；
（五）中转；
（六）缴纳港口规费和使费；
（七）使用航行设施和服务。
二、本条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缔约任何一方由于其国家为海关联合体或自由贸易区成员而给予其他国家的待遇；
（二）为便利比邻边境区的交流而给予周边国家的待遇。
第四条 便利海运的措施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法律和港口规章允许的范围内，便利和加快海上运输，避免船舶不必要的延误，并尽可能加快和简化港口所需的海关及其他手续。缔约双方承认根据港口国管理谅解备忘录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相互承认船舶文件
一、缔约各方应承认第一条第四款所定义的船舶的国籍及其文件。
二、缔约一方持有根据《一九六九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签发并为缔约另一方承认的有效国际吨位证书的船舶，在缔约另一方港口免予重新丈量，所有与船舶吨位有关的港口费用应以这些证书为依据计收。
第六条 代表处、子公司和分公司
缔约各方的公司可按照缔约另一方的适用法律和法规在其境内设立代表处和子公司和／或分公司，子公司和分公司可以按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从事经营活动。
第七条 代表
一、应允许缔约一方的公司在互惠的基础上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派驻开展国际海运服务所需要的代表及商业、业务和技术人员。
二、这些人员的任用可由缔约一方公司选择：或者使用自己的人员，或者使用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并根据缔约另一方的法律、法规获准在其境内从事此类服务的其他组织或公司提供的服务。
三、上述代表和工作人员应遵守缔约另一方现行法律和法规。根据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一）缔约各方应在互惠的基础上并尽可能以最少的延误，给予本条第一款所指代表和工作人员所需要的工作许可、访问签证或其他类似文件；
（二）缔约双方应便利和加快临时从事某些职责的工作人员雇佣许可要求。
第八条 税收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居民的税收规定列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２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本条简称《税收协定》）。本协定不应影响这些规定的执行。
二、缔约双方同意，关于对从事国际海运的公司和船舶以收入计征营业税问题应比照税收协定办理。
第九条 结算和资金的转移
一、根据缔约方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缔约一方的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从事国际海运所得应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结算。该所得可以用于支付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产生的费用或根据需要自由兑换和汇寄。
第十条 海运事故
一、如果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发生海难或事故，事故所在管辖区的缔约一方应尽快通知缔约另一方。缔约双方应对遇险船舶、船员、货物和旅客给予尽可能的帮助和照料。
二、遇险船舶，其货物、设备、部件、物料及其他船舶物品，只要不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使用或消费，应免除因其进口而课征的关税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税收。
三、缔约各方应与缔约另一方的事故调查当局合作，并鼓励船东和船舶经营人充分参与事故调查。
四、本条的各项规定不应影响对船舶、船员、货物和旅客提供帮助和照料而要求的赔偿。
第十一条 海上安全
一、缔约双方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权利和义务，重申其相互承担的反对非法干涉行为以保障国际海运安全的义务应构成本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缔约双方不限制其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的普遍性，将特别遵循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０日在罗马签订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以及双方均执行的其他有关海上安全的多边协定的规定。
第十二条 危险货物
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承运危险、有害物质应遵从有关国际公约和缔约双方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此类船舶建立的足够预防措施，防止、消除或控制对缔约双方环境造成污染。
第十三条 船员身份证件
一、缔约各方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颁发的船员身份证件。这些身份证件为：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
（二）在加拿大方面，为海员身份证或护照。
二、由非缔约国主管当局根据其规定为在缔约任何一方船舶上工作的其国家的船员，包括前往登船任职和卸任离船的船员，颁发的身份证件，如符合缔约一方有关承认护照或护照代用证件的国内法规，也应作为有效身份证件予以承认。
三、缔约双方应根据其各自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准许持有本条第二款所指身份证件的船员享受本协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待遇。
第十四条 船员入境和逗留
一、根据缔约双方的有关法律，持有本协定第十三条所指身份证件的船员：
（一）在其船舶在缔约另一方港口停留期间可以不需签证上岸临时逗留，但船长应按照该港有关现行规定向港口当局递交一份船员名单。生病的船员可以不需签证上岸治病，但受益方应支付有关医疗费用。
（二）船员因开始或终止船上服务而登船、回国，或因有关缔约方主管当局接受的其他原因，在取得签证后，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作为旅客乘坐任何交通工具分别进入、通过或离开缔约任何一方领土。上述有关主管当局应尽快发给签证。
二、缔约双方保留拒绝不符合要求的船员入境的权利。
三、缔约双方同意，如缔约一方的船员未能返船，该船船长或公司代表应在该船驶离缔约另一方港口前立即向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报告。
第十五条 遵守法律
一、缔约一方的船舶、船员、旅客和货物在缔约另一方的领海或港口停留期间，应遵守该国的有关法律和规定。
二、在遵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前提下，缔约一方当局不应干预缔约另一方船舶上的内部事务。内部事务不应包括在其境内发生的构成违反该缔约方刑法的犯罪。如进行干预，有关当局应将所采取的行动尽快通知有关领事部门或公司代表。
三、在履行海关、移民、检疫和类似法规时，缔约各方应给予缔约另一方船舶不低于给予从事类似国际运输服务的其他任何国家船舶的优惠待遇，并在对等的基础上和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对方船舶不低于给予本国船舶的优惠待遇。
第十六条 国际权利和义务
一、本协定不影响缔约任何一方根据国际协定，或因该缔约方作为国际组织成员国，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二、如果缔约双方均执行的有关国际海运的多边协定生效，并与本协定的规定有矛盾，缔约双方应根据本协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协商。在双方达成一致以前，应以上述多边协定的规定为准。
第十七条 透明度
缔约各方对缔约另一方要求提供影响执行本协定措施方面的信息，应给予迅速回复。
第十八条 协商
一、为保证本协定的充分执行和便利两国间的国际海运服务，必要时并经缔约任何一方要求，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进行会晤，解决本协定在执行中产生的问题。该协商应尽快举行，在任何情况下，应在提出要求后一百二十天内会晤，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二、就本条而言，主管当局系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二）加拿大运输部。
三、如主管当局的名称发生变化，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必要的通知。
第十九条 协定的修改
一、如缔约任何一方认为需要修改本协定的条款，可通过外交途径书面要求缔约另一方就修改本协定进行协商。该协商应尽快举行，在任何情况下，应在提出要求后一百二十天内举行，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二、协商一致的修改经缔约双方外交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二十条 生效和终止／废除
一、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定经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可以终止或废除。协定的终止或废除自该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第二十一条 标题
本协定使用的标题仅作参考之用。
本协定由下列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的人员签订，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七年四月四日在温哥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成，每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代 表 代 表
黄镇东 大卫·安德森
（签字）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