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转市房管局市建委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市物价局拟定的天津市定向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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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转市房管局市建委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市物价局拟定的天津市定向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废止)
天津市人民政府
批转市房管局市建委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市物价局拟定的天津市定向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津政发〔2005〕013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同意市房管局、市建委、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市物价局拟定的《天津市定向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天津市定向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加快解决中低收入拆迁居民的住房安置问题，做好对拆迁居民定向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工作，按照《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建住房〔2004〕77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由市人民政府在市中心城区(外环线以内)按照带规划条件和户型标准、带开工竣工和入住时间、带销售对象、带销售平均价格和最高价格条件招标建设的，向符合条件的拆迁居民定向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的销售管理。
第三条市房管局负责全市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工作，区房管局负责本区经济适用住房申请人的资格审查工作。
市建委、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市物价局、市审计局、市监察局根据职责分工，协助做好经济适用住房的销售管理工作。
第四条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家庭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本市中心城区非农业户籍，所居住房屋于2004年1月1日以后拆迁的；
(二)家庭上年收入低于市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2倍的(具体收入线标准由市房管局定期向社会发布)；
(三)拆迁户实行货币安置，原则上平房拆迁补偿安置费低于10万元、楼房低于18万元，且他处无住房的。
住房拆迁日期和拆迁补偿安置费金额以《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依据。
第五条符合经济适用住房购买条件的拆迁家庭每户只允许购买一套经济适用住房。
第六条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单位应根据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招投标时中标的平均销售价格和最高销售价格，安排楼层、朝向差价，按门栋制定平均销售价格，并报市物价局审核。经审核符合规定的，由市物价局制发核准通知。
第七条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单位办理经济适用住房销售许可证时，须提供市建委核发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投资计划、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经市物价局核准的按门栋制定的平均销售价格及销售方案、公用基础设施配套证明和其他所规定要件。要件齐全的，由市房管局为其核发经济适用住房销售许可证，并在市房地产综合信息网上发布。房屋销售价格一经公布，销售单位不得提高售价。
第八条经济适用住房坐落地址、面积、房型等情况以及经济适用住房销售政策和销售价格，由市房管局会同市建委、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市物价局通过媒体逐批向社会公布。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单位应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内容做好销售宣传工作。区房管局会同区拆迁办组织拆迁单位，在拆迁现场或相关街道办事处将经济适用住房销售政策及房源情况进行告示。
第九条申请审批程序：
(一)申请
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购买人由户主或户主委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持以下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向拆迁房屋坐落区房管局提出申请：
1.本人身份证；
2.家庭户口簿；
3.家庭上年收入证明。申请人或家庭成员有工作单位的，年收入证明由所在单位出具；离退休人员纳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凭上一年银行养老金领取单据证明其收入，未纳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由离退休金发放单位出具其年收入证明；凡不能提供工作单位收入证明的，由其所在街道办事处比照居民申请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中收入核定方法开具证明；
4.申请人与拆迁单位签定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拆迁协议”已交回房屋拆迁单位的，拆迁单位应向申请人提供“拆迁协议”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字样和加盖拆迁单位公章。
(二)公示
区房管局对要件原件进行审验，并与相关复印件核对，审核无误的，由申请人填写《天津市定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审核表》，并将申请人家庭人口、收入、住房等情况在拆迁现场或所在街道办事处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日。
(三)审核
经公示，对申请人相关情况无异议的，由区房管局在《天津市定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审核表》上签署意见，并向申请人开具《天津市定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证明》(以下简称《购房证明》)，《购房证明》只限本人使用，且每个证明只能购买一套经济适用住房。同时，在《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注明“已申请经济适用住房”字样。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由区房管局会同有关部门在5日内进行核实。对经核实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由区房管局书面通知申请人。
区房管局应在每月10日前将上月本区开具《购房证明》情况报送市房管局，市房管局应定期对资格审查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第十条申请人自《购房证明》开具之日起6个月内，持该证明、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到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单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单位应查验购买人相关证件，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姓名须与本人所持《购房证明》中申请人姓名相一致，对不一致的，应拒绝向其出售经济适用住房。
第十一条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单位应与购房人签定《天津市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在与其签订合同时收回购房人所持《购房证明》并留存备查。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单位应在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到区房管局办理买卖合同备案。经济适用住房实行网上销售，并进行注记，以备核查。
第十二条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单位应严格按照市物价局核定的销售价格销售经济适用住房，并在每月10日前将销售情况报市房管局。市房管局每月将上月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信息汇总反馈市建委、市物价局。市建委、市房管局、市物价局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定期派员对经济适用住房销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后，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房屋权属登记部门应在办理经济适用住房权属登记时，与网上销售明细进行核对，核对无误的，方能办理权属登记，并分别注明“经济适用住房”字样和准许转让日期。
第十四条购买人在取得经济适用住房房屋所有权证5年后方可上市出售，出售后不得再行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第十五条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销售和价格主管部门应公布举报电话，受理群众投诉。对举报内容要及时组织调查，认真查处。
第十六条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的销售价格和销售对象销售经济适用住房，对擅自提高或不执行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的行为，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罚。对擅自向未取得资格的家庭出售经济适用住房的销售单位，由市房管局责令销售单位限期收回；不能收回的，由开发销售单位补缴同地段经济适用住房与商品房价格差价，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根据需要，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部门可提请审计部门或委托会计事务所对开发销售单位销售经济适用住房情况实施审查。
第十七条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部门和相关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做好申请人资格审查、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等工作，对在销售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的管理部门、单位责任人，由有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对出具假证明的单位，由市房管局提请有关部门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监察部门对负责经济适用住房销售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关部门实施监察。
第十八条对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或采取其他手段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由市房管局会同市建委、市物价局等部门追回已购经济适用住房，或者由购买人按市场价格补足房款，并提请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对拒不腾房、不补交房款的，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
天津市建设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
天津市物价局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国务院批转铁道部、国家计委、公安部、国内贸易部关于解决部分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问题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铁道部、国家计委、公安部、国内贸易部关于解决部分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问题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
国务院同意铁道部、国家计委、公安部、国内贸易部《关于解决部分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问题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解决部分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问题的意见
国务院：
铁路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担负着全国大约50%的旅客和70%的货物运输任务，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全国有铁路（营业里程）5．38万公里，除西藏自治区外，覆盖全国各地。其中97％的铁路在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有较大一部分在高温严寒、沙漠戈壁、边远落后的艰苦地区。运输系统257万职工有112万分布在远离城市的铁路沿线，其中65万在边远落后地
区。工程施工系统的48万职工常年流动于各地施工作业，有的在深山僻野，有的在严寒、酷暑、风沙、潮湿的野外或隧道中作业。这些职工除要克服吃水难、吃菜难、买粮难、就医难等物质生活困难外，还要忍受单调、枯燥的精神生活困难。家居农村的职工的困难更为突出：一是这些职
工与家庭成员长期两地生活，难以相互照顾，有的家庭积累了矛盾，关系紧张；二是职工家中缺乏劳力，田地无人耕种，房屋无人维修，造成口粮缺少、房屋破旧，基本生活条件难以保证；三是这些职工家庭多数在边远落后地区，主要靠职工工资维持生活，经济负担过重，家庭生活贫穷，
子女入学困难；四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职工农忙季节请假回家的多，家属、子女来单位探亲的多，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多。许多职工因此在生活上、精神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给铁路运输、施工生产安全带来了严重隐患。因此，妥善解决部分家居农村的铁路职工家属“
农转非”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稳定铁路职工队伍，确保铁路运输、施工生产安全，使铁路尽快改变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解决部分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问题创造了较好的条件。经研究，同意部分家居农村的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的原则
解决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问题，既要考虑国家的经济状况，又要考虑铁路企业自身的能力，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要就地解决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严格控制在大中城市落户。解决“农转非”的重点是铁路运输、工程施工系统的主要工种和苦、脏、累、险
工种的铁路职工家属。
二、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的范围和条件
解决“农转非”的铁路职工工种范围为机车乘务员、调车组人员、检车员、运转车长、车站值班员、搬道（信号）员、线路（养路、巡道）工、桥梁隧道工、通信工、信号工、机车钳工、车辆钳工、接触网工、钻探工、潜水工、测量工等16个工种。凡家居农村、符合享受探亲假待遇
，年满40周岁，从事上述工种工作累计达20年及以上的铁路职工的配偶和未满15周岁（含不超过18周岁的在校中学生）系农业户口的子女可以“农转非”，符合上述条件的独生子女铁路职工的年老体弱、生活难以自理系农业户口的父母也可以“农转非”。
三、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的方法和步骤
截止1993年底，符合上述“农转非”条件的铁路职工约10万人，按平均每户解决三人“农转非”测算，共需“农转非”指标约30万个，从1995年开始在5年内分批解决。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每年所需指标列入国家计划，根据铁道部汇总核实的数字，由国家每年将指标
分别下达给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各地负责统筹安排，办理审批落户手续。
办理家居农村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先由职工所在单位（局、总公司）按上述“农转非”的范围和条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报铁道部，经铁道部审核确认后，由当地（地市级）公安、粮食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和入户登记、粮食供应关系。
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后，其职工除提升、退休等特殊情况外，本人至少在10年内不得申请调离现岗位。
解决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问题，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工作，它既关系到广大铁路职工及其家属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铁路事业的发展。铁路、计划、公安、粮食等部门在办理铁路职工家属“农转非”时，要密切配合，热情服务，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有关部门执行。
1994年8月13日
大调解架构下对人民调解实务的几点设想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勾画了一幅“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要先行。司法部近日制发了《关于司法行政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意见》，是司法行政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采取的重大举措。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和谐稳定的农村环境。人民调解是维稳的第一道防线，在预防、化解农村矛盾纠纷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我们的人民调解工作，深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大调解架构因势而生，旨在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及民事诉讼的衔接和协调，这是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调解积极作用的具体体现。
新农村建设需要我们积极探索纠纷调处的新方法、新技能，更需要我们对传统的调解观点进行大胆创新，在实践中磨出新招数、新方式。
一、 对人民调解的重视应着力在解决人民调解的“先天性的贫血”问题。
人民调解工作是新时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式，是最受群众欢迎（免费）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因而得到了各级党委的重视。但笔者直言，这种重视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高度，存在着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情形和变数。从实践上看，与加强人民调解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强化社会自律和社区调解功能，提高人民调解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要求，仍有差距。
由于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分工和人民调解的特殊性，注定了经费是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瓶颈，整个司法行政工作因为这个先生性的问题导致潜力无法充分发挥。真正的重视应在高层着力解决人民调解的地位和经费问题上。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有宪法依据的基层组织。应当在村民委员会选举时同时独立选举。而现状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不是村定职干部，没有经费，许多基层干部是在凭党性、觉悟，凭一种奉献精神在无私的工作。而作为人民调解的直接主管机关乡镇司法所同样面对着不能保证正常办公经费的窘境。《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委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会、企业事业单位解决。司法行政机关积极争取同级人民政府的支持，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表彰经费；协调和督促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落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事实上，这种规定在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有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没有钱来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更不要指望下面的村委会来落实人民调解的工作经费和补贴了。
司法行政部门在经费上是政法部门的“弱势群体”，没有政策上的特殊倾斜，（政府财政单独预算、列支），就不能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没有经费保障的规范化本身就不规范。空谈要求司法所与党委政府协调求得“施舍”是权宜之计，要从财务制度上着力，才是根治贫血的正方。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着解决、过滤大量民间纠纷的繁重任务，是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由于经费不到位，已经影响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如不采取一定措施，可能会导致这一工作的萎缩。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要确保人民调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调解经费应该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政府应拨出专项资金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特别是村级民调主任在政策上不能解决定编定岗的情况下，应切实落实工资报酬和津贴待遇。留住人才，留住人心，调动起基层的积极性，才是最大的重视，最有效的重视。
二、 对“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应当着重解决一个定位问题。
以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的挂牌为标志的大调解模式，实际上是把信访局的矛盾纠纷接访和综治、司法的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的拼接和组合。体现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委的统一协调，信访司法为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调解机制。但在实践中，联动办公、联动办事、联动接访、联动调处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仍需磨合。
笔者设想中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应当是乡镇政府的一个协调、指挥平台。一个与市级行政审批中心类似的行政枢纽。在本乡镇范围内负责各类纠纷的立案受理、分流指派、督查督办、调处裁决，在乡镇政府行政框架内享有立案权、指派权、督办权、督查权、听证权、裁决权、以及考核奖惩建议权、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把责任和权利集于一起。关健的是在调处不能的情形下，可以代表人民政府做出裁决，或者叫“处理意见”。
同时，应把“中心”的各类工作规范化、流程化，便于群众监督和实际操作。只有规范、完备的调解工作程序，才能保证调解工作的质量，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的人民调解历来是灵活性有余，而程序性不足。《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工作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应当在大调解中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程序的立法建设，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调解程序，重点加强对当事人平等权和自主权的保障，真正使大调解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如果乡镇政府建立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行政枢纽，把行政程序司法化，不谛是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创举，只有把“中心”定位在既是政府的工作平台，又是服务群众的窗口，才能真正做到事事有人问，案案有人管，按程序办事，按制度执行，既调解又裁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正本清源，何来群众的上访和集访呢。
三、 对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配合和衔接问题的探讨。
今年笔者调处了一起合伙纠纷案件，因当事人互相负气，听不进调解人员的观点和劝解，均聘请律师诉讼至法院。而人民法院的审理只能在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内进行，但本案涉及的诉求不包括合伙合同终止及合伙财产的处置这两个实质性问题，主审法官建议双方通过基层组织再行协商处理。因为人民调解可以不受证据规则、诉讼请求、包括诉讼费用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可以一揽子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消纷止讼。虽然个案不能说明普遍性问题，但一但采用社会效果也是明显的。
在实践中，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对接和配合是无章可循的，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
1、 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与法院协调勾通，法院可以多聘用基层组织的调解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既培训锻炼了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又可以发挥基层调解人员贴近生活、了解民情的特长，达到一个优势互补的目的；
2、 法院可以设立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指导的专门人员，从业务角度，针对一般性法律问题和调解技巧进行指导；
3、 法院可以在诉讼中主动邀请当事人所在基层的调解人员参预个案的旁听或者调解；
4、 法院在审判中，对经基层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应依法予以支持，并在司法文书中得到体现；
5、 基层调解组织也可以主动邀请法官参与调解，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法律问题，通过专家释法，可以提高公信力，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
6、 人民法院可以选择一些在社区有影响的案例，放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以公开开庭的方式，宣传造势，支持大调解工作。
这些举措都是从加强大调解与法院诉讼调解审判工作的有效衔接出发，以期达到大调解与法院诉讼调解审判工作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大调解的公信力。
四、 对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介入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的可行性探析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党的历代领导人的睿智无不敏锐的把握并掌握了这个国家社会稳定、农民富裕的脉络。党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精简合并等一系列举措无不是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温总理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期间宣布土地承包政策永远不变，更是让广大农民为建设自已的新家园，吃了一颗最大的定心丸。可以说，农村、农业已经达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利好形势。农民从来没有这么大热情，来投入到农业再生产。
随着农业税费的减免，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政策的积极到位，使农民种地本身就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过去因负担过重，出现的抛荒、弃包、转包行为又引发了农民新的“争地” 纠纷，还有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更大的需求，征地，流转等，在农村出现了新型的土地纠纷。此类纠纷涉及农民的根本利益，一直是我们人民调解关注和工作的重点。
从趋势上看，政策和法规都在尝试以仲裁方式解决土地二轮承包和土地流转中产生的矛盾纠纷，有人提出了在县级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庭的设想，这个设想是有必要的，如果再与大调解机制链接起来，则更加完善。
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赋予了乡镇人民政府有权对农民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土地使用权纠纷可以依法作出裁决。而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代表政府履行这一职能。
调处中心直面基层，主要又是由在乡镇工作中的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对法律程序相对精通，在处理过程中可调可裁，自由度相当宽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就可以同时履行调解社会矛盾和代表人民政府裁决的二项职能，司法部的有关规章也有授权。又不增加农民负担，财政负担，是利国利民的好创意。特别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听证方式，严格按照规范运作，按章办案，是做好仲裁工作的前提条件。
在大调解架构下实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的联动机制，依法、有效、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改革、发展、稳定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五、 关于人民调解规范化运作的一些细节问题
人民调解随着自身的发展深化及形势变化的要求，进行规范化运作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有些要求与人民调解本身原有的贴近群众，简易便行的特性不尽吻合，给群众带来了不便，比如严格的书面申请，和庭式调解方式，放在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运作是可行的，而同时要求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这样规范，可能现时不能全部做到。有些调解案件，口头劝说反而见效，一见诸文字，双方都慎重。在规范化运作的一些细节问题上，我个人认为，规范化也要实事求是，不宜一刀切，一个模子套天下。这是其一。其二，人民调解规范化运作没及涉及到调解不成的情况下的处置，个人建议，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应由调解人制作处理意见，把事实理由说个说明，对双方进一步规劝，同时告知双方调解终结后的法律救济程序和权利，很有必要。其三，人民调解应改变由调解主任唱独角戏的状况，在实践中，调解委员会的集体作用发挥不够。其四，规范化运作的制度保障，特别是经济上的支撑，否则就是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其五，纠纷排查的必要性和制度化问题，实行一案一报，有事快报效果更好。其六，人民调解的例会制度是促进日常管理规范化的有力措施。
注重细节问题是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严要求，严要求才能出好效果。
人民调解号称“东方经验”，她根植于中国人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土壤，效益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国家、政府、法律不可能通过强制的唯一手段，解决社会的全部矛盾。特别是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协商、协调是最好的先择，而国家强制手段只能是最后的选项。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民调解对解决民间纠纷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类社会矛盾在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新机制下层出不穷。比如企业改制涉及到工人的下岗再就业、农村土地流转、征地、开发中的农民利益的合理补偿、对既得利益者的优惠改革，无一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群众性事件，这几年，群众越级上访、群访的不断增加，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单靠政府的行政行为，强制消化全部的社会矛盾纠纷是不现实的。所以，时代呼唤大调解，发展需要大调解就成了应运而生，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从人民调解发展到大调解的轨迹，不仅仅是调解范围从民间纠纷到社会矛盾这一内涵的简单扩大了，实质上是一次调解理念的升华和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