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高等院校招收残疾青年和毕业分配工作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18:02:06 浏览: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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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高等院校招收残疾青年和毕业分配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高等院校招收残疾青年和毕业分配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国家计委 劳动人事部 民政部
高等学校招生注意录取德智条件优秀的残疾考生，体现了国家对残疾考生的关怀。残疾考生虽然身有残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以及学习和从事某些工作的能力。这些人要求上进，刻苦努力，专心致志，希望能够升学深造，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我们
应该支持和鼓励他们。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残疾考生”是指肢体残疾（不继续恶化），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的学习及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者。
二、各高等学校应从残疾考生的实际出发，贯彻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对上述残疾考生，在全部考生德智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应仅因残疾而不予录取。
三、高等学校录取的残疾考生，毕业后应按其所学专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统一分配确有困难的，由考生报考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负责安排工作。
198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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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存在严重错误
———社会科学探究系列文章
岩石松2011.12.08
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革开放中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社会各个方面在加速进步完善中。可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人意之处，就拿2010年12月20日修订版《工伤保险条例》【本文简称“2010条例”】来说，它相对前它的前身【简称“2003条例”】存在着严重错误，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产生严重问题。
“2003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这本是法学家制定的一条深得民心的法律条文，但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如下两个麻烦：一是个别法律意识淡薄的国企老板和私营老板，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把国法当儿戏，因拒绝给受害者【本文专指因事故原因，在人身方面受到严重伤害者。下同】报工伤而与之对簿公堂者比比皆是。个别国企老板因怕自己的安全承包奖受到影响，而不惜损害受害者权益；而私企老板怕自己的钱受损失，而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向受害者，以各种理由、说辞拒绝报工伤。这两种人其实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一丘之貉，是属于人品极为低下者之列。二是后来发生了火车撞人事件，单位硬抵赖说火车不是机动车，不予报工伤，死者年迈的母亲几经周折、历尽艰难，终于讨回了公道。于是就出现了“今日说法”曾播出的“火车是个啥玩意？”节目中出现的记着满大街进行民众调查火车究竟是不是机动车的场面。火车竟然不是机动车，难道是人力推车吗？多么可笑、荒唐啊！就在一本字典中才找到了答案，老大娘才胜诉。这么简单的概念，竟然好多人不明白。用机器作动力而非人力推动行驶的车，就是机动车吗。认为火车不是机动车的人，文化、概念还不如普通百姓，难道不令人感到可笑吗？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班路上的交通事故具有双重性质，已经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管辖的范围，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制定此条是多此一举，应该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取消此类条文，大众及法学界持此观点者比比皆是。现实中发生问题后，有的受害者只选了其一做了断，而个别受害者认为两法都适用，于是既让肇事司机进行了赔偿，又追究单位报了工伤。持取消观点者，他们不就是看到了个别受害者从表面上看是捡了大便宜吗？实际上他哪有什么便宜可言？险些丢了性命，苟活着也是严重残疾，此生完了，终生等于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要忍受那难以忍受的惨痛折磨，如同判了无期徒刑。有钱有什么用？何况会因此而贫穷。即便陪点钱作补偿，也是等闲，因为无法享受、从此再无幸福可言。再说，无论执行这其中那条法律的大额赔偿，最终还不是通过保险公司渠道，最后属于国家赔偿吗？这医疗发票仅此一张，这里报销了，那里就不可能报销。那大额赔偿都要通过伤残鉴定的，无论采用那条法律，哪有国家对一个伤残鉴定等级重复赔偿两次的？说他占了什么大便宜从何谈起？我们发表议论总不能随自己异想天开、信口雌黄吧？应该多动动脑筋、多加分析、实事求是吧？既然国法有规定，受害者选择采用两种法律同时补偿自己的损失，也是无可厚非的。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合乎逻辑：比如，一个人既是党员，又是单位的职工，那他就具有了双重身份，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他必须参加，单位的正常工作、其他活动等，他也得必须执行、参与吧。那上班路上的交通事故同样具有双重性质，其一他是因要去上班而发生了意外交通事故导致工伤，其二又是发生在道路上的交通事故，故两法同时适用也是有道理的了。和前面列举的日常生活中那个例子有何异同？交通事故都是无法预测的意外，谁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做那样危险的赌注吧！？
由以上多种因素，就引发了对工伤保险条例的大讨论，记得曾把讨论结果在CCTV1公布说：修改后对上班路上受到机动车辆伤害视为工伤一条去掉了。就在讨论期限已经结束时，笔者利用互联网给国务院发了一条非公开建议，论点、论据也相对充分。以胡锦涛、温家宝为核心代表的在关注民生方面最有成效的这届国家领导人，最终还是采纳了我代表大众的个人意见，把该条保留了下来。于是在“2010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做了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笔者经认真分析就认为本条存在严重错误，应该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改为：“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工具伤害而造成重伤以上的”视为工伤”，这交通工具就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等，当然也包括飞机、摩托车、自行车。但目前在我国，不存在坐飞机上班的情况，将来可能会有，所以这样修改有前瞻性。摩托车可能致人重伤，甚至死亡，不可忽视。但自行车不可能致人重伤，所以改为交通工具，也就不但对自行车没多大妨碍，反而把摩托车自动包含在其中了。就没必要逐车列举，写得那样繁琐。当然立法者当时的意图可能是在此对“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这些，进行了特别说明与强调。在赔偿部分应加注“上下班途中因受到交通工具伤害而造成的工伤，在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后，只能获得来自一方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最终来源于哪一方，由受害者本人选择。或由肇事司机按主次要责任合理比例先行赔付，余额由工伤部门补全。其他待遇按工伤待遇执行。对造成受害者死亡的，应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界定的主次要责任方，按合理比例优先让肇事者先行赔偿，下余部分由死者生前的用人单位参保的工伤部门，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应等级赔偿标准补全”，这样才合乎情理。理由如下：
如果不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那交警部门现场勘察，如果认定了受害者是主要责任，那肇事者也不会赔偿多少的，同时不属于工伤所管了，就让受害者及其家属自己承担。万一那天我们大众中的一员遭难了，那不就等于自认倒霉吗？这样的法律对人民大众有什么意义？既然没有意义，我们何必制定有关保险方面的法律？谁遭难谁倒霉，不是更合乎逻辑的老自然吗？它符合我们目前倡导的以仁爱为主导的和谐社会吗？祸从天降往往是人生中的偶然事件，小到黎民百姓、上至王孙贵族，历来没有人敢对自己在这件事上打包票。
如果不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那不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了：如果受害者真是主要责任者，受害者因怕自己被认定为主要责任造成无人管的结局，反而可能不得不向肇事者及交警部门行贿求情、求助作假，但作假会使肇事者在经济等各方面受处罚加重，这些加重的代价要受害者私下承担，交警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可能会因对受害者的同情而满足受害者的苦求，因而知法犯法，从受害者处得利而参与弄虚作假。因为只有受害者、肇事者、交警部门三方联合串通来弄虚作假【认定书中把受害者本是主要责任有目的地假编为次要责任】，最后还不是在共同欺骗国家工伤保险基金吗？这不是把受害者推向火坑吗？连救命钱可能拿不出来，还被逼迫要花钱去讨好肇事者与交警部门来弄虚作假，这不是鼓励肇事者继续肇事、纵容交警知法犯法、使受害者雪上加霜吗？难道要这样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是什么逻辑的法律？国家高级领导人日理万机，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我们的人大部门、法学研究部门、立法部门，党和人民信任你们，赋予你们至高无上的法律特权，你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如此不负责任，能说得过去吗？这本是稍微动点脑经，就能经逻辑推理想到的司法后果，却简单地用加注“非主要责任”字样而忽视之。好像一切交通事故都是人们有意造成似地，你只要被判定是主要责任，虽然你是严重受害者，生命在奄奄一息，你就该死而无人救助吗？我们的保险法律制定到如此的司法结局，还有保险的意义吗？就算年轻的娃娃法学博士缺乏司法实践经验，那我们年长的博士后、法学老专家们，难道也无司法实践经验吗？计算机是人制造发明出来的机器，也知道遇到麻烦题解而放慢速度运行的，何况我们是掌管万物的最聪明的人类啊！我的批评可能有点过之，但如果是因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倒是情有可原。而问题恰恰反映出是因我们工作的不认真而造成的疏忽大意，是不能随便原谅、容忍的，应该警钟长鸣。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繁重、庄严而重要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不然会产生众多冤魂的，我们应该抱着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法律工作。就对法学家们历尽艰辛制定的相当完好的一部法律来说，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干扰、问题，如果法律在制定中本身就存在着严重问题，那这样的法律在社会实践中一定是短命的，执行不了几天会被社会所抛弃、淘汰。当然，法学工作者们对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是主要的、是值得肯定的，存在缺点错误也在所难免，只要我们及早发现并修正问题就是了。笔者认为：李鹏同志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领导制定、完善了好多法律，为中国的法律填补了空缺，为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今日说法节目，为法律在我国平民百姓中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笔者同全国人民一道，对研究法律、制定法律及司法、普法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一切个人和团体，深表真诚的敬意与谢意！
如上加注后，也就同时解决了两部法律重叠而不好处理赔偿的交叉问题。既打击了交通肇事犯罪，又避免了交警知法犯法的可能，更有力地保护了受害者的权益，也就等同于用法律保护了人民大众的合法权益，因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社会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该条例的立法、修订意义。
关于“酒店禁带酒水”的几点法律思考
迟行刚
《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规定：“饭店可以谢绝客人自带酒水和食品进入餐厅、酒吧、舞厅等场所享用，但应当将谢绝的告示设置于有关场所的显著位置。”制定行规的目的当然是保护本行业的利益，保障本行业市场竞争中正常有序的发展。虽然这项规定只是行规的一部分，但是其公布引起了消费者的强烈不满。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行规在保护本行业利益的同时，如何规范行业的不良行为。针对“酒店禁带酒水”这条行规，拟从从法律角度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关于告示的合法性
“酒店禁止自带酒水”这条行规，在相关的酒店多以告示的形式在酒店中明显的位置设置。经营者及其赞成者认为这是一种“要约”行为，而不是一种“对消费者有不利规定义务的自制合同。”只要消费者选择了这样做的酒店消费，就意味着接受了“要约”，否则消费者完全可以不进酒店消费。
笔者认为，酒店设置的告示，其实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无效的“格式条款”。所谓“格式条款”，就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显而易见，酒店设立的“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应是格式条款，讨论的关键在于这种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同时《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的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两条规定了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和“公平交易的权利”，这是消费者进行消费时所享有的主要权利。酒店设立“禁止自带酒水” 的告示的行为本身就是剥夺了消费者这两方面的主要权利。消费者进入酒店消费，饭菜和酒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消费项目，当其选定其中的一项进行消费进，完全有权利不选择另外一项消费，也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带酒消费。酒店以告示的形式排除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至于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被排除更显而易见，当消费者在酒店中需要消费酒水时，按酒店的规定只能从酒店购买，交易是必然的。可是这种交易并不公平。现在酒店中酒水的价格比市场上至少高出50%、1倍甚至几倍。早在1997年，为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商委、物价局、旅游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饮食、娱乐业禁止以不正当价格年利的规定》。规定要求经营餐饮业的企业饮食综合毛利率标准是：五星级宾馆饭店为70%；四星级宾馆饭店为65%；三星级宾馆饭店和特级饮食企业为60%；一、二级宾馆饭店、一级饮食企业为55%；二级饮食企业、特级旅店的餐厅为50%；其他饮食企业和特级以下旅店的餐厅为45%。经营娱乐业的企业，其经营的酒水、食品、冷饮的毛利率不得超过70%。参照这样的规定，如果酒店强行卖给消费者酒水就是一种强制交易行为，就会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酒店把这种意识以“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这种格式条款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在排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另一方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酒店设置“禁止自带酒水”这样的告示的最终目的，是要向消费者销售高价酒水，从而获得超出常规的利润。这对于消费者而言，是明显的不公平、不合理。所以这种店堂告示也当在“不得”之列。告示本身的存在，就因为其深层次的暴利诱因，处于“不合法”的范畴。
综上可见，酒店“禁止自带酒水”的规定虽然是行规的一部分，但由于其终极目的保护酒店行业在酒水销售上的暴利，事实上行规在保护本行业利益的同时，却排除了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初衷由阻止暴利演变成掩护暴利，成为地地道道的行业不良行为的保护伞，从以上分析可见，在酒水销售暴利的基础上的这种行规的告示，应是不合法的。
二、关于现实生活中几类情况的法律思考
很明显，消费者对酒店“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非常不满，但这种不满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呢？据某网站近日的一项题为“现在餐厅规定不让自带酒水，你认为合理吗？”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75.35%的网民表示“不合理”、“非常反感”，没有表态的占15.95%，表示无所谓的人占8.70%，没有一位消费者认为是合理。在刚刚公布的中国消费者协会2002年第5号消费警示中，收取开瓶费和“谢绝自带酒水”一项也赫然在列。而消费者和经营者也因“告示“问题两度对簿公堂。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消费者和经营者会因“禁止自带酒水”这则告示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我们从以下几种状况可以仔细分析一下：
第一种情况：客人自带了酒水，酒店中并无此类酒水销售，酒店坚持告示原则，要么不喝酒，要么喝店里的其他酒。这种情况目前尚无司法判例，但就消费者的普遍权利而言，喝酒是其自由，买酒也是其自由。消费者到酒店消费，自然是要选择一些饭菜类的项目，否则这种消费关系就不会存在。当消费者为了特殊的目的要消费具体品牌的酒水，而店家又无法提供这些酒水时，这其实就是另一消费项目的选择，如果经营者以告示的形式告诉消费者不能喝自己带来的酒水，就是排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如果经营者强调要喝酒只能喝店堂出售的其他品牌酒水的话，就不仅排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又排除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都是消费者的主要权利，经营者以简单的店堂告示就排除了这些权利，那么结论只有一个，这些告示是无效的。
第二种情况：客人未经允许，消费了自带酒水，酒店对客人的行为进行惩罚。这种情况已有司法判例。黑龙江省尚志市一位消费者就因此被酒店罚款200元人民币。法院最后的判决是：酒店退还消费者200元罚款，并撤下“禁止自带酒水，违者罚款”的店堂告示。
这个判例的意义在于其阐述并保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消费者在酒店消费自带酒水，经营者不得加以限制、消费者也不应该受到任何处罚。
第三类情况：客人在知晓酒店告示后，坚持要求消费自带酒水，酒店采取折中的办法——收取开瓶费。如果店里没有消费者所带的酒水，收取的开瓶费则是该类酒水市价的10%、20%甚至更高；如果店中有消费者自带的那种酒水，那么开瓶费就可能接近该酒水的市价与店家差甚至更高。经营者的理由很充分：消费者一般会使用酒店的酒具，同时也享受了酒店提供的良好的服务氛围。
一般来讲，消费者到酒店消费自带酒水而付出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毕竟这会涉及到酒店提供的酒具和相关服务，关键问题是这个费用的收取比例要合理。目前这个费用多以“开瓶费”的名义按酒水市价的百分比收取。既然是提供相关服务，就该称之为“服务费”，而非“开瓶费”。称“开瓶费”，则费用会因瓶（酒）而异，若是“服务费”就会以提供服务的档次而异。可以想象，在提供相同的服务的情况下，按酒水市价的百分比收取服务费，那么客人消费一瓶茅台酒就会比消费一瓶普通京酒多支出数十元；同样是消费一瓶自带酒水，在不同饭店支出的服务费用基本相同，而接受的服务却大相径庭。甚至消费者即使消费市值很低的自带酒水也要支出不合比例的服务费。这些对消费者而言，都是不公平的，消费者的相关权益都受到一定的侵害。
这类情况也有司法判例。广州市一市民在酒店消费自带酒水时，被收取了20元人民币的开瓶费。诉诸法院后，法院判决酒店退还该市民20元人民币。这个判例的意义在于，其指出酒店收取的开瓶费是违背消费者意愿强迫收取，违背了《民法通则》有关“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是不合法的。应该讲，法律再一次站到了消费者的一边。
三、关于酒店经营者几点理由的批判
第一点，此项规定是循国际惯例而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这项规定是违法的。
我国已经加入WTO，遵循国际惯例、争取早日与国际接轨，这无可厚非，但是就目前我国酒店酒水经营的利润与国际惯例而言，这里所提的遵循国际惯例，只能说是在内容不对等的情况下强调形式的对等。一般情况下，国际饭店业酒水价格利润在10%左右，是消费者基本上可以接受的价位，且消费得明明白白，而国内饭店业酒水价格利润多在100%左右，如此基数，如何与国际接轨？
在国内饭店业酒水经销的暴利基础上，再要求消费者必须消费酒店的酒水，这已经明显违背《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这不是违法是什么？违法的不是“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而是告示蕴含的暴利实质。
第二点，酒店是要赢利的，否则投资就无意义。
不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酒店不能打着赢利的幌子去谋取暴利。首先，酒店中酒水的消费是可选择项目，甚至在某种程序上具有附属性。消费者已经以饭菜的消费送给经营者一定的利润空间，经营者就不应该再在酒水销售中谋求暴利。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消费者到酒吧消费时很少抱怨酒水的价格。其次，酒店酒水的利润透明度不够，暴利的影子让许多消费者在是否消费酒店提供的酒水的问题上止步不前，或心有不甘。再次，服务费收取的标准不够合理。应该按照自带酒水的类别、数量依不同档次的服务而非单纯的酒水价格来定标准，这个原因可以解释支出同样的服务费、消费者在高档场所很少异议，而在中、低档场所确是异议繁频的现象。
第三点，现在是市场经济，规矩我来定，来不来你决定。
这是一种近乎无赖的垄断思维。这点理由，不由得令人想起“垄断”的字眼。市场经济下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相对于有行业组织的酒店业而言，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酒店都坚持这个规定，“禁止自带酒水”，消费者在一些不得不去酒店喝酒的情形下，其自由选择权实际上已被这个行规给剥夺了，这本身就是违反了公平交易的法律原则。
现在的社会既是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经营者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但是也要遵循法律约束的限度，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而言的弱势地位，必须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幸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民间组织，中国旅游饭店协会制定的“行规”只能对行业自身提出自律要求，而不能对消费者的消费自由进行限制。当行规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自然是法律优先。
消费者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所以后的司法判例来看，两位消费者的做法为广大消费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只有这样，消费者才不会在一些所谓的“国际惯例”面前丢掉自己的正当利益。但愿意以后在诸如“银行向提前偿还住房贷款者收取违约金”、“银行向小额存款者收取费用”等国际惯例在中国推行时，消费者能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参考资料：
1、《北京青年报》2002年5月24日
2、《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9日
3、《民主与法制时报》2002年1月16日
———社会科学探究系列文章
岩石松2011.12.08
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革开放中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社会各个方面在加速进步完善中。可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人意之处，就拿2010年12月20日修订版《工伤保险条例》【本文简称“2010条例”】来说，它相对前它的前身【简称“2003条例”】存在着严重错误，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产生严重问题。
“2003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这本是法学家制定的一条深得民心的法律条文，但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如下两个麻烦：一是个别法律意识淡薄的国企老板和私营老板，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把国法当儿戏，因拒绝给受害者【本文专指因事故原因，在人身方面受到严重伤害者。下同】报工伤而与之对簿公堂者比比皆是。个别国企老板因怕自己的安全承包奖受到影响，而不惜损害受害者权益；而私企老板怕自己的钱受损失，而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向受害者，以各种理由、说辞拒绝报工伤。这两种人其实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一丘之貉，是属于人品极为低下者之列。二是后来发生了火车撞人事件，单位硬抵赖说火车不是机动车，不予报工伤，死者年迈的母亲几经周折、历尽艰难，终于讨回了公道。于是就出现了“今日说法”曾播出的“火车是个啥玩意？”节目中出现的记着满大街进行民众调查火车究竟是不是机动车的场面。火车竟然不是机动车，难道是人力推车吗？多么可笑、荒唐啊！就在一本字典中才找到了答案，老大娘才胜诉。这么简单的概念，竟然好多人不明白。用机器作动力而非人力推动行驶的车，就是机动车吗。认为火车不是机动车的人，文化、概念还不如普通百姓，难道不令人感到可笑吗？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班路上的交通事故具有双重性质，已经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管辖的范围，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制定此条是多此一举，应该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取消此类条文，大众及法学界持此观点者比比皆是。现实中发生问题后，有的受害者只选了其一做了断，而个别受害者认为两法都适用，于是既让肇事司机进行了赔偿，又追究单位报了工伤。持取消观点者，他们不就是看到了个别受害者从表面上看是捡了大便宜吗？实际上他哪有什么便宜可言？险些丢了性命，苟活着也是严重残疾，此生完了，终生等于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要忍受那难以忍受的惨痛折磨，如同判了无期徒刑。有钱有什么用？何况会因此而贫穷。即便陪点钱作补偿，也是等闲，因为无法享受、从此再无幸福可言。再说，无论执行这其中那条法律的大额赔偿，最终还不是通过保险公司渠道，最后属于国家赔偿吗？这医疗发票仅此一张，这里报销了，那里就不可能报销。那大额赔偿都要通过伤残鉴定的，无论采用那条法律，哪有国家对一个伤残鉴定等级重复赔偿两次的？说他占了什么大便宜从何谈起？我们发表议论总不能随自己异想天开、信口雌黄吧？应该多动动脑筋、多加分析、实事求是吧？既然国法有规定，受害者选择采用两种法律同时补偿自己的损失，也是无可厚非的。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合乎逻辑：比如，一个人既是党员，又是单位的职工，那他就具有了双重身份，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他必须参加，单位的正常工作、其他活动等，他也得必须执行、参与吧。那上班路上的交通事故同样具有双重性质，其一他是因要去上班而发生了意外交通事故导致工伤，其二又是发生在道路上的交通事故，故两法同时适用也是有道理的了。和前面列举的日常生活中那个例子有何异同？交通事故都是无法预测的意外，谁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做那样危险的赌注吧！？
由以上多种因素，就引发了对工伤保险条例的大讨论，记得曾把讨论结果在CCTV1公布说：修改后对上班路上受到机动车辆伤害视为工伤一条去掉了。就在讨论期限已经结束时，笔者利用互联网给国务院发了一条非公开建议，论点、论据也相对充分。以胡锦涛、温家宝为核心代表的在关注民生方面最有成效的这届国家领导人，最终还是采纳了我代表大众的个人意见，把该条保留了下来。于是在“2010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做了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笔者经认真分析就认为本条存在严重错误，应该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改为：“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工具伤害而造成重伤以上的”视为工伤”，这交通工具就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等，当然也包括飞机、摩托车、自行车。但目前在我国，不存在坐飞机上班的情况，将来可能会有，所以这样修改有前瞻性。摩托车可能致人重伤，甚至死亡，不可忽视。但自行车不可能致人重伤，所以改为交通工具，也就不但对自行车没多大妨碍，反而把摩托车自动包含在其中了。就没必要逐车列举，写得那样繁琐。当然立法者当时的意图可能是在此对“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这些，进行了特别说明与强调。在赔偿部分应加注“上下班途中因受到交通工具伤害而造成的工伤，在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后，只能获得来自一方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最终来源于哪一方，由受害者本人选择。或由肇事司机按主次要责任合理比例先行赔付，余额由工伤部门补全。其他待遇按工伤待遇执行。对造成受害者死亡的，应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界定的主次要责任方，按合理比例优先让肇事者先行赔偿，下余部分由死者生前的用人单位参保的工伤部门，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应等级赔偿标准补全”，这样才合乎情理。理由如下：
如果不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那交警部门现场勘察，如果认定了受害者是主要责任，那肇事者也不会赔偿多少的，同时不属于工伤所管了，就让受害者及其家属自己承担。万一那天我们大众中的一员遭难了，那不就等于自认倒霉吗？这样的法律对人民大众有什么意义？既然没有意义，我们何必制定有关保险方面的法律？谁遭难谁倒霉，不是更合乎逻辑的老自然吗？它符合我们目前倡导的以仁爱为主导的和谐社会吗？祸从天降往往是人生中的偶然事件，小到黎民百姓、上至王孙贵族，历来没有人敢对自己在这件事上打包票。
如果不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那不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了：如果受害者真是主要责任者，受害者因怕自己被认定为主要责任造成无人管的结局，反而可能不得不向肇事者及交警部门行贿求情、求助作假，但作假会使肇事者在经济等各方面受处罚加重，这些加重的代价要受害者私下承担，交警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可能会因对受害者的同情而满足受害者的苦求，因而知法犯法，从受害者处得利而参与弄虚作假。因为只有受害者、肇事者、交警部门三方联合串通来弄虚作假【认定书中把受害者本是主要责任有目的地假编为次要责任】，最后还不是在共同欺骗国家工伤保险基金吗？这不是把受害者推向火坑吗？连救命钱可能拿不出来，还被逼迫要花钱去讨好肇事者与交警部门来弄虚作假，这不是鼓励肇事者继续肇事、纵容交警知法犯法、使受害者雪上加霜吗？难道要这样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是什么逻辑的法律？国家高级领导人日理万机，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我们的人大部门、法学研究部门、立法部门，党和人民信任你们，赋予你们至高无上的法律特权，你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如此不负责任，能说得过去吗？这本是稍微动点脑经，就能经逻辑推理想到的司法后果，却简单地用加注“非主要责任”字样而忽视之。好像一切交通事故都是人们有意造成似地，你只要被判定是主要责任，虽然你是严重受害者，生命在奄奄一息，你就该死而无人救助吗？我们的保险法律制定到如此的司法结局，还有保险的意义吗？就算年轻的娃娃法学博士缺乏司法实践经验，那我们年长的博士后、法学老专家们，难道也无司法实践经验吗？计算机是人制造发明出来的机器，也知道遇到麻烦题解而放慢速度运行的，何况我们是掌管万物的最聪明的人类啊！我的批评可能有点过之，但如果是因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倒是情有可原。而问题恰恰反映出是因我们工作的不认真而造成的疏忽大意，是不能随便原谅、容忍的，应该警钟长鸣。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繁重、庄严而重要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不然会产生众多冤魂的，我们应该抱着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法律工作。就对法学家们历尽艰辛制定的相当完好的一部法律来说，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干扰、问题，如果法律在制定中本身就存在着严重问题，那这样的法律在社会实践中一定是短命的，执行不了几天会被社会所抛弃、淘汰。当然，法学工作者们对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是主要的、是值得肯定的，存在缺点错误也在所难免，只要我们及早发现并修正问题就是了。笔者认为：李鹏同志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领导制定、完善了好多法律，为中国的法律填补了空缺，为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今日说法节目，为法律在我国平民百姓中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笔者同全国人民一道，对研究法律、制定法律及司法、普法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一切个人和团体，深表真诚的敬意与谢意！
如上加注后，也就同时解决了两部法律重叠而不好处理赔偿的交叉问题。既打击了交通肇事犯罪，又避免了交警知法犯法的可能，更有力地保护了受害者的权益，也就等同于用法律保护了人民大众的合法权益，因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社会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该条例的立法、修订意义。
关于“酒店禁带酒水”的几点法律思考
迟行刚
《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规定：“饭店可以谢绝客人自带酒水和食品进入餐厅、酒吧、舞厅等场所享用，但应当将谢绝的告示设置于有关场所的显著位置。”制定行规的目的当然是保护本行业的利益，保障本行业市场竞争中正常有序的发展。虽然这项规定只是行规的一部分，但是其公布引起了消费者的强烈不满。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行规在保护本行业利益的同时，如何规范行业的不良行为。针对“酒店禁带酒水”这条行规，拟从从法律角度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关于告示的合法性
“酒店禁止自带酒水”这条行规，在相关的酒店多以告示的形式在酒店中明显的位置设置。经营者及其赞成者认为这是一种“要约”行为，而不是一种“对消费者有不利规定义务的自制合同。”只要消费者选择了这样做的酒店消费，就意味着接受了“要约”，否则消费者完全可以不进酒店消费。
笔者认为，酒店设置的告示，其实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无效的“格式条款”。所谓“格式条款”，就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显而易见，酒店设立的“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应是格式条款，讨论的关键在于这种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同时《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的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两条规定了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和“公平交易的权利”，这是消费者进行消费时所享有的主要权利。酒店设立“禁止自带酒水” 的告示的行为本身就是剥夺了消费者这两方面的主要权利。消费者进入酒店消费，饭菜和酒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消费项目，当其选定其中的一项进行消费进，完全有权利不选择另外一项消费，也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带酒消费。酒店以告示的形式排除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至于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被排除更显而易见，当消费者在酒店中需要消费酒水时，按酒店的规定只能从酒店购买，交易是必然的。可是这种交易并不公平。现在酒店中酒水的价格比市场上至少高出50%、1倍甚至几倍。早在1997年，为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商委、物价局、旅游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饮食、娱乐业禁止以不正当价格年利的规定》。规定要求经营餐饮业的企业饮食综合毛利率标准是：五星级宾馆饭店为70%；四星级宾馆饭店为65%；三星级宾馆饭店和特级饮食企业为60%；一、二级宾馆饭店、一级饮食企业为55%；二级饮食企业、特级旅店的餐厅为50%；其他饮食企业和特级以下旅店的餐厅为45%。经营娱乐业的企业，其经营的酒水、食品、冷饮的毛利率不得超过70%。参照这样的规定，如果酒店强行卖给消费者酒水就是一种强制交易行为，就会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酒店把这种意识以“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这种格式条款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在排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另一方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酒店设置“禁止自带酒水”这样的告示的最终目的，是要向消费者销售高价酒水，从而获得超出常规的利润。这对于消费者而言，是明显的不公平、不合理。所以这种店堂告示也当在“不得”之列。告示本身的存在，就因为其深层次的暴利诱因，处于“不合法”的范畴。
综上可见，酒店“禁止自带酒水”的规定虽然是行规的一部分，但由于其终极目的保护酒店行业在酒水销售上的暴利，事实上行规在保护本行业利益的同时，却排除了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初衷由阻止暴利演变成掩护暴利，成为地地道道的行业不良行为的保护伞，从以上分析可见，在酒水销售暴利的基础上的这种行规的告示，应是不合法的。
二、关于现实生活中几类情况的法律思考
很明显，消费者对酒店“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非常不满，但这种不满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呢？据某网站近日的一项题为“现在餐厅规定不让自带酒水，你认为合理吗？”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75.35%的网民表示“不合理”、“非常反感”，没有表态的占15.95%，表示无所谓的人占8.70%，没有一位消费者认为是合理。在刚刚公布的中国消费者协会2002年第5号消费警示中，收取开瓶费和“谢绝自带酒水”一项也赫然在列。而消费者和经营者也因“告示“问题两度对簿公堂。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消费者和经营者会因“禁止自带酒水”这则告示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我们从以下几种状况可以仔细分析一下：
第一种情况：客人自带了酒水，酒店中并无此类酒水销售，酒店坚持告示原则，要么不喝酒，要么喝店里的其他酒。这种情况目前尚无司法判例，但就消费者的普遍权利而言，喝酒是其自由，买酒也是其自由。消费者到酒店消费，自然是要选择一些饭菜类的项目，否则这种消费关系就不会存在。当消费者为了特殊的目的要消费具体品牌的酒水，而店家又无法提供这些酒水时，这其实就是另一消费项目的选择，如果经营者以告示的形式告诉消费者不能喝自己带来的酒水，就是排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如果经营者强调要喝酒只能喝店堂出售的其他品牌酒水的话，就不仅排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又排除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都是消费者的主要权利，经营者以简单的店堂告示就排除了这些权利，那么结论只有一个，这些告示是无效的。
第二种情况：客人未经允许，消费了自带酒水，酒店对客人的行为进行惩罚。这种情况已有司法判例。黑龙江省尚志市一位消费者就因此被酒店罚款200元人民币。法院最后的判决是：酒店退还消费者200元罚款，并撤下“禁止自带酒水，违者罚款”的店堂告示。
这个判例的意义在于其阐述并保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消费者在酒店消费自带酒水，经营者不得加以限制、消费者也不应该受到任何处罚。
第三类情况：客人在知晓酒店告示后，坚持要求消费自带酒水，酒店采取折中的办法——收取开瓶费。如果店里没有消费者所带的酒水，收取的开瓶费则是该类酒水市价的10%、20%甚至更高；如果店中有消费者自带的那种酒水，那么开瓶费就可能接近该酒水的市价与店家差甚至更高。经营者的理由很充分：消费者一般会使用酒店的酒具，同时也享受了酒店提供的良好的服务氛围。
一般来讲，消费者到酒店消费自带酒水而付出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毕竟这会涉及到酒店提供的酒具和相关服务，关键问题是这个费用的收取比例要合理。目前这个费用多以“开瓶费”的名义按酒水市价的百分比收取。既然是提供相关服务，就该称之为“服务费”，而非“开瓶费”。称“开瓶费”，则费用会因瓶（酒）而异，若是“服务费”就会以提供服务的档次而异。可以想象，在提供相同的服务的情况下，按酒水市价的百分比收取服务费，那么客人消费一瓶茅台酒就会比消费一瓶普通京酒多支出数十元；同样是消费一瓶自带酒水，在不同饭店支出的服务费用基本相同，而接受的服务却大相径庭。甚至消费者即使消费市值很低的自带酒水也要支出不合比例的服务费。这些对消费者而言，都是不公平的，消费者的相关权益都受到一定的侵害。
这类情况也有司法判例。广州市一市民在酒店消费自带酒水时，被收取了20元人民币的开瓶费。诉诸法院后，法院判决酒店退还该市民20元人民币。这个判例的意义在于，其指出酒店收取的开瓶费是违背消费者意愿强迫收取，违背了《民法通则》有关“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是不合法的。应该讲，法律再一次站到了消费者的一边。
三、关于酒店经营者几点理由的批判
第一点，此项规定是循国际惯例而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这项规定是违法的。
我国已经加入WTO，遵循国际惯例、争取早日与国际接轨，这无可厚非，但是就目前我国酒店酒水经营的利润与国际惯例而言，这里所提的遵循国际惯例，只能说是在内容不对等的情况下强调形式的对等。一般情况下，国际饭店业酒水价格利润在10%左右，是消费者基本上可以接受的价位，且消费得明明白白，而国内饭店业酒水价格利润多在100%左右，如此基数，如何与国际接轨？
在国内饭店业酒水经销的暴利基础上，再要求消费者必须消费酒店的酒水，这已经明显违背《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这不是违法是什么？违法的不是“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而是告示蕴含的暴利实质。
第二点，酒店是要赢利的，否则投资就无意义。
不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酒店不能打着赢利的幌子去谋取暴利。首先，酒店中酒水的消费是可选择项目，甚至在某种程序上具有附属性。消费者已经以饭菜的消费送给经营者一定的利润空间，经营者就不应该再在酒水销售中谋求暴利。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消费者到酒吧消费时很少抱怨酒水的价格。其次，酒店酒水的利润透明度不够，暴利的影子让许多消费者在是否消费酒店提供的酒水的问题上止步不前，或心有不甘。再次，服务费收取的标准不够合理。应该按照自带酒水的类别、数量依不同档次的服务而非单纯的酒水价格来定标准，这个原因可以解释支出同样的服务费、消费者在高档场所很少异议，而在中、低档场所确是异议繁频的现象。
第三点，现在是市场经济，规矩我来定，来不来你决定。
这是一种近乎无赖的垄断思维。这点理由，不由得令人想起“垄断”的字眼。市场经济下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相对于有行业组织的酒店业而言，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酒店都坚持这个规定，“禁止自带酒水”，消费者在一些不得不去酒店喝酒的情形下，其自由选择权实际上已被这个行规给剥夺了，这本身就是违反了公平交易的法律原则。
现在的社会既是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经营者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但是也要遵循法律约束的限度，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而言的弱势地位，必须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幸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民间组织，中国旅游饭店协会制定的“行规”只能对行业自身提出自律要求，而不能对消费者的消费自由进行限制。当行规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自然是法律优先。
消费者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所以后的司法判例来看，两位消费者的做法为广大消费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只有这样，消费者才不会在一些所谓的“国际惯例”面前丢掉自己的正当利益。但愿意以后在诸如“银行向提前偿还住房贷款者收取违约金”、“银行向小额存款者收取费用”等国际惯例在中国推行时，消费者能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参考资料：
1、《北京青年报》2002年5月24日
2、《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9日
3、《民主与法制时报》2002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