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基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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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基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意见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基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意见
卫疾控发〔2012〕4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根据《“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要求，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为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效果，结合《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本职责》，现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其他专业防治机构指导基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相关专业防治机构，特别是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相关专业防治机构要以服务基层为宗旨，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切实发挥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双重网底作用。根据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意见》的有关精神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实际，加强有针对性的指导，实施实用性培训，推行实效性考核。要将指导基层落实有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作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重中之重，真正使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成为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重要力量，使城乡居民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二、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基层的针对性指导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相关专业防治机构要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和卫生部、财政部关于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要求，深入了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情况和实际需要，开展针对性指导。
（一）加强健康教育。根据基层健康教育工作要求和特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健康教育机构要结合居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情况，以促进居民提高健康行为能力，养成健康生活行为方式为重点，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印发健康教育资料，协助建立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宣传阵地，充分利用各种健康宣传日，与基层共同举办公众健康教育咨询和讲座，促进居民健康素养的提高和健康行为的养成。
（二）抓好预防接种。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根据预防接种工作要求和基层实际，在协助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完善接种服务方式、服务周期，优化接种单位布局设置的同时，加强对基层接种单位及人员的资质管理，指导基层建设规范化免疫接种门诊，合理安排流程，加强疫苗和冷链管理，确保接种安全。要指导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定期开展责任区域内适龄接种对象的摸底调查，上报疫苗和注射器的使用计划，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等要求开展责任区域内的预防接种工作，并对基层落实接种任务、疫苗针对传染病发病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处置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价。在农牧区、边远山区、海岛等交通不便地区，要指导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提供入户接种服务。城市地区要以流动人口为重点，指导和督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主动发现流动儿童，通过增设临时接种点和巡回接种等方式，确保流动儿童的预防接种。
（三）落实慢性病管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确定辖区慢性病重点人群和影响因素以及干预措施。要根据工作需要，指导基层医务人员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进行健康管理，充分利用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平台，开展社区宣传和健康促进活动。要进一步提高慢性病规范化管理率，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认真落实《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和《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要求，切实提高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控制率。要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慢性病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效果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和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的重要评估依据，推进各项慢性病防治工作在基层的落实。
（四）指导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精神卫生专业机构要协助乡镇、社区落实专（兼）职人员开展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要定期到乡镇或社区开展巡回蹲点，指导基层开展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评估和分类管理。对危险性高、不宜在基层管理的患者，要指导基层及时转诊，并按照《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有关要求做好相关工作。要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为平台，指导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做好居家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信息的采集与录入。
（五）强化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根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要求，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登记、报告、信息收集等工作，及时做好审核工作。要充分依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力量，组织开展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流行病学调查、病人处置、密切接触者管理、疫点疫区消毒、应急接种和预防性服药等工作，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六）指导基层不断丰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涵。随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不断增长，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结合公众需要和基层服务需求，在具备工作条件和能力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质量，逐步增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扩展现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内涵，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其他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需要基层给予支持、配合的工作，要积极为基层创造条件，确保落实。
三、切实提高能力，开展技能培训
（七）深入开展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技能培训。各地要围绕基层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的需要，根据基层卫生机构特点，组织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培训。要针对健康教育技能，预防接种规范和异常反应识别，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慢性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等重点工作进行单项强化培训。要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选派对基层工作熟悉、业务能力突出，具有良好沟通技能的人员担任基层卫生机构培训师资，拟定培训大纲，编制培训教材。在培训中，要以强化实际操作技能为主导，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案例式、参与式教学，使基层医务人员学以致用，提高实战能力。
（八）充分利用现有培训资源。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结合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中西部地区招收免费医学生、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和基层医务人员在岗培训等项目，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将疾病预防控制相关知识、技能纳入各类培训项目规划，切实提高基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四、切实注重实效，强化绩效考核
（九）认真组织开展绩效考核。根据《卫生部、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考核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参加，并将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日常考核结果作为重要依据纳入综合考核结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相关专业防治机构等要建立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日常考核制度，并根据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参加年度考核。在考核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先进经验，帮助基层查找问题，改进工作，逐步提高服务水平。
（十）发挥考核导向作用。卫生行政部门要将疾病预防控制及相关专业防治机构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考核结果作为核拨经费的依据。在考核中，注重预防接种等重点工作的落实，提高预防接种工作在考核结果中的比重，将预防接种任务的完成情况，尤其是流动人口和农牧区、边远山区、海岛等交通不便地区预防接种完成情况，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拨付的先决条件。充分利用绩效考核结果，督促基层落实服务，确保群众受益。
五、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一是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各地要高度重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充分认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基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意义，主动利用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逐步提高并不断向乡、村、社区居民延伸的机遇，积极调整工作思路，着眼疾病预防控制事业的长远发展，建立起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基层开展工作的制度建设、工作规范和经费保障等长效机制，探索将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相衔接的工作模式，不断深化、实化各项疾病防控工作。
二是适应需要，强化能力。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适应改革发展的要求，结合指导基层工作的实际，健全基层公共卫生工作队伍能力建设工作机制。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尤其要强化自身建设，培养一批适应发展需要、服务一线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和指导能力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三是加强领导,提高实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在卫生系统“三好一满意”活动中，积极推动疾病预防控制文化建设。要发扬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勇于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服务基层，加强对指导基层工作的领导。要及时向财政等部门汇报工作进展，反映问题，积极协调安排疾病预防控制等机构指导基层有效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经费。在指导基层中，不断创新管理，完善制度，提升能力。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和规范，充分发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作用，指导地方加强基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推动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在基层全面落实。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治与人治的较量 --兼论德治
宋飞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人们总觉得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而将人治、德治避而不提。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从而使人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人治与法治之争着手，在理清了二者的关系之后，再讨论德治，以期获取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捷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抗击非典斗争引出对法治优越论的置疑，并联系江泽民的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主张，提出法治存有不足，人治法治各有所长，应从历史角度加以审视；第二至四部分是正文，分别探讨中西方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现代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治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介绍了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罗马帝国和中国封建社会、中世纪及近代西方、近代中国、前苏联和新中国这几大块的人治、法治之争。第五部分是结论，先总结前面的内容，提出人治与法治是可以结合的，并由此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作深入分析，主张德治与法治并无太大关系，德治是人治的主要表
现形式。
主题词：法治；人治；德治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always think that it is the best administration way to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men 、the rule of virtue be avoided without mentioning. Recently,Comrade Jiang Zemin put forward new opinion that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ity be combined together, making how relation of three deal with rule of men,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become a problem badly in need of solution of theory circle and practice circle . This article attempt to set about from the battle between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 after clarfy the relation of two,it is discussed the rule of virtue , in the hope of obtain a shortcut to solve this problem.The article divide into five parts altogether,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it is quoted from the struggle against SARS that there was an doubt of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is superior,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 new opinion that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be combined together proposed by Jiang Zemin , it is proposed that rule of law having deficiency,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have their own strong points each ,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the historical angle closely;Arrange from the Second to the fourth part is the maintext,it is probed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under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me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ide in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cient times, Middle Ages, modern times) separately , Introduced the battle between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in ancient Greece and period forward to Qin, Rome empire and Chinese feudal society, Middle Ages and modern West, modern China,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New China.The fifth part is the conclusion, it is summarized above content firstly , proposed that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be combined, and therefore make a deep analysis on the new opinion that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ity be combined together proposed by Comrade Jiang Zemin ,and put forward that rule of virtue and rule by law have no big relation , rule of virtue is the main form of expression by rule of men.
Keyword: rule of men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目录
一、导论
二、古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古希腊的人治论与法治论 2、中国先秦百家对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二）实践
1、罗马帝国 2、中国封建社会
三、中世纪及近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中世纪托马斯等人的思想 2、启蒙运动时的思想
（二）实践
1、专制主义与资产阶级大革命2、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四、新中国与前苏联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维辛斯基等人的思想 2、中国的人治法治大讨论
（二）实践
1、前苏联的法治之路 2、新中国的法治之路
五、结论
一、导论
人治与法治谁优谁劣，向来存在争论。主张人治的人说，人与人不同，有一部分人因为得到了上天的授权，或者因为本身的杰出素质而取得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主张法治的人说，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彻大悟者能永远不犯错误地引领人们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走。在人治者眼里，法律是智者调度别人的工具，是统治者手持的利器；而法治论者则告诉人们，法律本身就是政治，它自己就代表着公平、正义、平等和自由，它要求一切人都平等地臣服于自己。
从表面上看，法治似乎博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但人治却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这两种治理模式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人治通过动员社会、任免官吏、立军令状、隔离观察等方式控制疫情，法治则通过对现有法规作出及时的修改、补充、解释消除隐患。人治与法治好比两个势均力敌的拳击手，谁也没办法轻易打倒对方。它们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新千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这一主张被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理论界，法治论的统治地位受到置疑，德治、人治、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开始困扰着人们的心灵。
本文试图从法治取代人治的历史进程入手，以自己不成熟的见解，澄清一些理论上的悬案，回答以上问题。在介绍若干人治论和法治论方面的专家学说和社会实践的同时，笔者也想指出人治与法治两种模式各自存在的利与弊，让读者看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确立是来之不易的。
二、古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古希腊的人治与法治论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法学界认为那儿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摇篮。很多人一提到希腊，就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和雅典宪法。如果我们仔细审查那段历史，不难发现当时也存在人治与法治之争。
自梭伦变法之后，希腊趋向法治。但诸如雅典三十寡头政治的僭主现象，在当时各城邦还是时有发生。在古希腊的学术界，关于人治法治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尊重法律与尊重智慧，法律统治与智慧统治的相互关系极其优劣良莠问题。
“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崇尚法治的学者。他建议将最高治权（主权）寄托于“法律”，因为治权者寄托于任何“个人”，都难免感情的影响，“这就怎么也不能成为良好的政制”。因此“人治不如法治”(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2页注释[1])。朴素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也赞同法治，他倡导城邦法律，要求“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象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智者学派中的普罗泰戈拉同样主张保卫法律，但他又主张保卫风俗和传统道德，这可以看作是人治法治结合论的萌芽。古代原子论者德谟克里特明确提出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主张。他既告诫人们要遵守法律，又认为“优秀的人本性命定了来发号施令的。”所以“尊敬法律，官长和最贤明的人是适宜的。”(见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12、74、88页，北京，商务出版社，1964年版)。另一智者希庇亚则称法律是统治人类的暴君，这可以说是法律虚无主义的最早代表。
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时代，上述思想被继承并加以发挥。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因此统治者应该是有知识的治国之才。他把统治者比作老练的航海专家，而被统治的人民则相当于船的所有者及船上的一切其他人，他们都要服从于这个有知识的行家。他视帝王之术为最尊贵的才能，最高贵的才艺。其人治的一面展露的淋漓尽致，但他也重视法律，认为僭主政体不依法而依统治者的意志。他还指示人们前往“只需服从法律的城邦”去。为了捍卫雅典城邦法律的尊严，履行其认为应该履行的服从法律的义务，他宁愿接受不公的死刑判决也不越狱偷生。（1）从这一点看，苏氏的法治重于人治。作为苏氏学生的柏拉图，他受埃及等级制及好友“明君”阿启泰、狄翁的影响，在早期作品《理想国》中勾勒了一个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社会，并表示出对法律的不信任，认为“不停的制定和修改法律--来杜绝商业及其他方面的弊端”，无异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见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3、255页）到了晚年，由于现实经历的打击（主要是身陷囹圄和好友狄翁被害），其思想自《政治家》落笔时就从人治转向法治。到《法律篇》时，他开始认识到“人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并在生活中遵循他们，否则他们会无异于最野蛮的野兽”。但他仍觉得好的独裁者与出色的立法者相结合是最完美的，“法律和规则”只能作为“知识”的“第二种替代物” （见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 何勤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309页）。人治在柏氏心目中还是重于法治的。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不赞同这种思想。亚里士多德从柏氏的法治理论入手，将其第二套治国方案加以吸收，提出了法律主治的思想。在《尼可马科伦理学》中，他提出“我们许可的不是人的统治，而是法律的统治“。在《政治学》中他进一步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他对这一命题加以论证后，又对法治的双重意义加以诠释：“对已成立的法律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但亚氏在承认“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的同时，并没抹杀人们尤其是政治家的智慧，认为“如果既是贤良政治，那就不会乱法”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8－171、199、271页)。他觉得有才德的人执政并由人民监督其依法治理的政体是最理想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柏氏存在相通之处。
2、中国先秦百家对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在中国先秦时期，思想界一度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此，笔者打算从儒、法、墨、道四家入手，对中国历史上这四个影响颇大的学派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述进行分析。重点在儒家与法家。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主张人治，而法家主张法治。在笔者看来，并非完全如此。先从儒家说起，孔子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人治论者。他曾说：周文王、武王关于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业绩，都记载在书本上。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能够执行文武之道的人，有了这样的人，国家就能治理好，没有这样的人，国家就治理不好。所以，他的结论是：“为政在人。”他还认为“政”、“刑”的效果有限，只有“德”、“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很多人以此就认为孔子崇尚人治，反对法治。但我们也不应忘了，孔子还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他并不是根本不要法与刑。孟子也被大众视为人治论的代表。人们经常引用他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并以此论证他是拥护君主专制的人治政体。但他所谓的“惟仁者宜在高位”是建立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而他实际上是一个贤人与良法并重的思想家。荀子是儒家集成大者，他一反孔孟的“人性本善”，提出了性恶论，但由于他提出国家的治乱决定于有没有贤人当政，而不在有无良好的法律，因此也被人们视为人治思想家。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在发挥人的作用的同时，也充分估计了法对国家统治者的重要。如”法者，治之端也”；只要具备法治、佐贤、民愿、俗善四个条件就可以称王。他从法治和人治相辅相成的观点出发，着重阐述了人本思想，“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曾闻也。”（《荀子.王制》）再看法家，法家相信人性本恶并以此构建其法治理论。管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为法治、人治下定义：“以法役人谓之法治，以人役人谓之人治”，并认为“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虑于法之内也。动之非法者，所以禁止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解》）“上不行法，则民不从”。（《管子.法法》）“法律政令者，吏民之规矩绳墨”。 （《管子.七臣七君》）认为法律不光只管老百姓。基于这些言论，故有人视之为世界法治之鼻祖。（2）管仲一区区齐国之祖，真能称得上这一雅号吗？笔者认为不是，管仲也说过：“夫生于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可见，法律只是君主用来实现“人治”国的一个手段。法家的后期代表，其法治思想远远逊色于管仲。但人们仍以商鞅、韩非为例，认为法家主张的是法治。商鞅的确曾劝告国君要“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但他也并不根本不要礼与德，他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私”（《商君书.更法》）。韩非曾提出一系列“法治”口号，如“以法为本”，“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不务德而务法”，“明主治吏不治民”，“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子.忠孝》）但他和商鞅一样，都难以摆脱管仲法律工具论的影响。商鞅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韩非则将“法”视为“帝之具”。（《韩非子.定法》）由此可见，儒家重人治，也不忽视法治；法家重法治，也不轻人治。
以下，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墨家和道家。墨子提倡“尚贤”、“尚同”，“尚贤”就是推崇贤人之治，这里的贤才不仅要具备孔子要求的“德”，还要拥有墨子补充的“才能”，也就是要德才兼备。“尚同”就是要求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手工艺人、小生产者渴望天下一统的迫切愿望。墨子的这两项主张都是基于性恶论而产生的。表面上看，他的思想不被统治者接受，实践却贯彻了他的意图（见《墨子与中国文化》，张守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76－77页）。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提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庄子又提出：“殚尽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人们通常将此视为法律虚无论，实则不然。（3）老庄主张的“道”代替了“法”，而“道”只有通过人才能修成，因此也是一种人治。自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中人治成份比重很大。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人民法院陪审员是否需要选举问题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人民法院陪审员是否需要选举问题的函
1961年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你院1961年5月19日关于人民陪审员是否需要选举的请示信，答复如下：
陪审员制度是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人民陪审员应当依法选举产生。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临时邀请符合条件的人参加陪审。
近年来，不少地方对陪审制度在实际上已经没有执行了。这是不对的，必须坚决纠正。如果你省各地法院也存在这种现象，希望你院督促所属各地人民法院进行一次检查，切实加以整顿。对于依法应该实行陪审的案件，必须依法通知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保证他们同审判员享有同等权利，切实纠正任何不尊重人民陪审员的现象。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是否需要选举问题的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
最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信请示人民陪审员是否需要选举的问题。自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省各地基层人民法院都改变过去轮值陪审的办法，广泛地根据需要实行了就地邀请陪审。因此，几年来人民陪审员没有实行按时选举，原来选出的陪审员都已逾期很久，而且由于几年来人事变动很大，选举出来的人民陪审员为数已经不多。根据实践的经验，就地邀请陪审的好处很多，因此，是否还需要进行选举ⅶ因为陪审员的问题涉及面很大，我们不能肯定，特请示你院，请予批复。
1961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