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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劳务关系的几点疑惑？

孙 斌


兰泉员工关系室（27）

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劳务关系的几点疑惑？

虽然相关规定中已明确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保险营销员）存在的是保险代理关系（即劳务关系），但保监会在2007年下发的《关于规范代理制保险营销员管理制度的通知》（保监发〔2007〕123号）相关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对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之间是否为劳务关系提出一系列的疑问？
如第三、规范个人保险代理合同管理制度
（三）个人保险代理合同的条款和用语不得出现员工、工资、薪酬、底薪、工号等误导性条款或用语。
笔者认为个人保险代理合同应当属于保监会专门指导规范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关系的格式合同，不可能出现上述涉及劳动关系的内容。现在在该文件中这样明确的指出可以看出，保监会自身对两者之间存在的劳务关系存在疑惑，或者说保险公司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促成保监会专门发文规避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风险。

如第二、规范增员制度
（三）保险营销员自行聘用他人协助其管理，或者自行将客户管理等相关工作委托或外包给他人时，应当明示不属于公司招聘行为。
笔者认为在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未明确的情况下，保险代理人聘用的人员与保险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也需要根据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来进一步的明确。事实上以下的两个问题也是保险公司不得不面对又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如果保险代理人聘用的人员给客户带来损害，在保险代理人（聘用人员）不能全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最终是否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
二，如果保险代理人聘用的人员在委托过程中受到伤害，在保险代理人不能全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否就不承担责任？

如第四、规范日常管理制度
（一）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不得要求代理制保险营销员实行员工考勤制度。
保险公司是否能够制定针对保险代理人考勤制度？笔者认为考勤制度针对的对象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对保险代理人适用考勤制度本身存在对特定劳务关系（指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之间）的认识错误。而这种特定劳务关系与劳务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务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区别在于后者有《劳动合同法》进行约束，而前者是以保险代理人通过签订保单获得佣金来确定双方的劳务关系。对这种松散型的劳务关系强加认定保险代理人存在旷工、差勤、迟到、请假、甚至用指纹打卡机记录考勤，实质为劳动关系管理下的“劳务关系”，完全脱离了保险代理关系的本质。
从相关规定看，保险公司在时间上对保险代理人管理的范围仅限于岗前教育，后续教育，新型险种培训三个方面。而现阶段保险公司进行的“晨夕会“明显超出该范围，其性质为劳动关系管理下的保险公司内部开会、属于保监会，保险公司错误管理“特定劳务关系”的特殊现象。

如第四、规范日常管理制度
（二）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不得要求代理制保险营销员适用公司员工管理制度。
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无论保监会、还是保险公司对保险代理人的管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从保险代理关系的角度管理保险代理人，而是按照保险业务的发展状况从保险公司自身的角度进行管理。虽然保险业务在大幅度增长，但保险公司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管理人员数量均没有同步发展，出现了在保险代理人中提拔管理人员，这类人员的管理水平如何保险公司都无法控制，保险公司也没有能力全面指导培训提高这类人员的管理水平，只能依靠制定销售保单任务来维持现有的发展。在保险公司本身达不到管理或者维持正常的劳务关系情况下，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只能按照劳动关系模式管理“特定劳务关系“的怪圈。
在这种现状下即使保监会想从规范角度来宏观进行管理，但现状依然是保险公司我行我素，不具备用行业规定规范保险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只能从自身角度进行管理，形成了非劳动关系下的对保险代理人实施罚款，处分，开除，编造各种理由扣减佣金的管理模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现阶段保险公司的管理水平远远达不到管理松散型劳务关系的情况下，建议用《劳动合同法》规范保险公司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保监会应对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之间松散型劳务关系进行全面的调研，制定规范保险代理关系约束下的保险代理人的行为规范，指导保险公司全面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在今后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采用试点的方式让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的关系归位于正常情况下的松散型劳务关系。

作者：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孙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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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余某因负巨额债务，于2008年3月成立某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用包销的方式取得他人房屋（即约定他人将房产全权委托该公司销售，并提供房产三证及代办买卖、过户手续的授权委托公证书，承诺如到期未卖出则公司以包销价买下），将售房款用于归还个人债务。其中余某公司与包某签订200万元包销房产的合同，支付10万元定金，随即将该房以1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并从陈某处获得首付款120万元。余某将该120万元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期间因包某撤销授权，导致该房无法过户到陈某名下。

【分歧】

关于本案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亦即认定被害人是谁，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害人为房东包某，陈某只是列为证人，且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指控事实一致，应按起诉书指控认定包某为被害人；第二种观点认为，包某的房产并未被过户，未丧失房屋的所有权，相反还获得10万元定金，于包某而言该犯罪事实是未遂，而对陈某来说其损失的120万是实实在在的，陈某才是真正的被害人；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作全面评价，被告人余某一方面骗取房屋权证和委托书，另一方面骗取买家的房款，都是合同诈骗行为，故应认定包某、陈某都是被害人。

【评析】

经济犯罪的复杂性在于其涉及法律主体众多、利益混杂，在认定被害人的问题上存在刑民交叉的问题。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1．包某未失去房产是典型的犯罪未遂。从朴素的得失观点来看，陈某为买房损失120万元无法收回，而包某未损失房产，仿佛谁是被害人结论很明确，“谁损失”=“谁被害”似乎是认定被害人的合理原则。但余某的犯罪行为直接针对的就是该房产，如果包某没有及时撤销授权委托公证，那么房产的损失就为既成，因余某意志以外的原因（公证被撤销）而无法过户，因此于包某的这部分事实构成犯罪未遂。如果一概从有无损失的角度看待犯罪，显然与刑法第二十三条的明确规定是相悖的。故包某尽管没有实际损失，其被害人身份是依法成立的，不依其个人喜好而有所区别。第二种观点不能否认犯罪未遂的存在，也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因而不能成立。

2．将包某、陈某并列为被害人有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不是其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简单叠加，换言之，并不是被告人余某实施的所有行为都是犯罪行为。第三种观点看似全面的对余某实施合同诈骗、骗取房产的行为、获取房款的行为都进行了评价，但其在认定犯罪数额以及据此量刑的问题上不能平衡，可能导致刑罚的结果与立法本意不符。因为这样一来，余某的犯罪数额为190万未遂、120万既遂，数额与其合同诈骗190万既遂的情形相当，这是不合理的，本案毕竟只造成120万元的实际损失而已。

3．认定犯罪必须秉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首先，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对于故意犯罪而言，被告人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合同诈骗作为故意犯罪，被告人对于犯罪对象亦即所侵害的法益应当具有侵害的目的性。对于在其犯罪预谋之外的第三人，如果其犯罪活动顺利实施，本不应受到损害，甚至还可能受益。如果说这样的第三人是被害人，是不符合被告人的主观故意的。其次，实际损失120万元是属于包某的法益。陈某如约支付了部分房款，唯因物权取得的登记要件之规定，由于房东包某撤回委托公证而无法获得房屋所有权。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某明知该房产系赃物的情况下，应当推定其系善意购买该房。该房款被余某取得后，并不属于第三人陈某，而是属于房东包某，陈某付出该房款，换回合同履行期待权和对房款的返还请求权。该120万元之所以能被被告人取得，是由于包某签订包销合同、对于售房款的接收方法有失误之处所致。

综上，余某的犯罪行为始终依赖其诈骗取得的、对包某房产的控制展开，始则骗取控制、后则吞没房款，犯罪对象始终是包某的法益，而与陈某之间则按照正常的交易方式进行。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本案应认定包某为被害人，而陈某可以通过对包某的民事诉讼，依托合同责任获得追偿。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