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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实践迷思
------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欧锦雄


内容摘要 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均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他提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多种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定罪问题。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带来严重的危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为了减少或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我国宜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诸要素和犯罪认定规则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让完善后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罪体系的地位。
关键词：刑事司法实践、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一元化、刑法典、司法解释


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品位的应用理论，是关系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重大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各诉讼环节中，人们需要经常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定罪问题。当前，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通说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然而，张明楷教授对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一统中国大陆刑法领域的状况进行了批评，他倡导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上让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 对此，笔者持有异议。笔者认为，在学术层面上倡导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让犯罪构成理论的运用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可能给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带来重大的危害。在笔者看来，犯罪构成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多元化将破坏民主法治和导致定罪混乱，使刑法的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功能得不到实现。
一、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内涵
当前，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犯罪构成理论主要有三种：（1）以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2）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犯罪成立三阶层论，（3）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即“行为一行为人”二元理论）也具有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学者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随着大量外国刑法学论著的翻译和出版，以及大量在外国留学的刑法学者学成归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一些刑法学者对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主张和方案。有人提出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推倒重来”并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而代之，有人主张引进英美犯罪构成双层论理论，有人推崇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还有许多人创建了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例如，周光权教授提出了“周氏三阶层论”，曲新久教授等诸多专家学者也构建了各自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一些学者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在为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辩护。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张明楷教授于2010年在《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发表了《构建犯罪论体系的方法论》一文。张明楷教授在文中主张，我国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这一理论主张引起了刑法学界的关注，并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张明楷教授认为，在现代国家,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试图改变一元犯罪论体系独存局面的观点与做法,并不存在过错。学术自由的结局,必然导致一元犯罪论体系独存的局面不复存在。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是令人欣慰的现象。我们没有必要动辄要求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共识,动辄期待学者形成一致意见,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在这里，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学术研究上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张明楷教授也推崇在司法实践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他认为，“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在就同一问题出现了各种观点的场合,司法工作人员为了使自己办理的案件获得公平正义的结论,会权衡各种观点的利弊,从而对不同观点做出取舍。各位刑法学者的观点,如同超市里的商品,司法工作人员需要什么就取什么(而且是免费的)。‘在某些场合,以不同的体系看问题,还能够明确事物的不同侧面。’所以,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刑事司法。” 综上所述，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1）在学术研究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2）在司法实践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
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上进行激烈的争论，这有助于深化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为建构科学犯罪构成理论提供诸多可供参考的理论知识。因此，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研究上“百花齐花，百家争鸣”（即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所提倡的数量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均可直接在刑事司法实践予以运用呢？法官、检察官、律师可否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诉讼各个环节运用各种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来论述自己的定罪主张，甚至确定定罪与否呢？换言之，我国在司法实践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否具有妥当性？
二、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实践迷思
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研究上标新立异是法学研究的必然结果，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犯罪构成理论一旦进入刑事司法实践领域，其运用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重大事情了，因为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践上的运用会影响到对行为的定罪与否，会影响到对人的生死予夺，会影响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鼓励、推动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导致诸多实践迷思。
迷思之一是，每一个犯罪构成理论与我国刑法典均相匹配吗？均具有科学性吗？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法典为根据来阐释犯罪成立与否的理论，因此，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应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与本国刑法典相匹配，且应具有逻辑性和易操作性。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全盘引进的国外犯罪构成理论以及自主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至少有数十种之多，每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均与我国刑法典相匹配，均具有科学性？谁才有权鉴定哪一犯罪构成理论的对与错？好与坏？
迷思之二是，在我国刑法学者主张的数以十计的犯罪构成理论里，存在着对同一案件因适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而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这时，应以哪一犯罪构成理论为准？例如，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存在着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如无期待可能性），依这一理论，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且社会危害性较大也可以超法规事由对行为人出罪、免责，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在出罪上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且在社会危害性严重时，若法律无免罪免责的特别规定，行为是不能出罪、不能免责的。在这一情况下，应以哪一犯罪构成理论为标准来考虑定罪与否呢？
迷思之三是，在法庭审理中，每一诉讼主体运用截然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会引起思维的混乱？在法庭审理中若鼓励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检察官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指控，律师以英美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辩护，被害人的代理人以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控诉，而法官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或四阶层论判决。在一个法庭审理中出现如此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各诉讼主体在各种概念和各种理论转换中其思维难道均能清晰地泰然处之？
迷思之四是，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在办理不同案件时可否根据自身诉讼目的的需要分别选择有利于己方的犯罪构成理论？例如，由于有些犯罪构成理论对同一案件会得出不同结论，因此，法官在同一类基本一致的案件中，可否在这个案件中适用这种犯罪构成理论判决，而在另一个案件中则采用另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判决？且结论也可不相同？若此，司法权威是否仍存在？
迷思之五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是否均有能力娴熟地掌握这数量繁多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理论，各法律职业者均应娴熟掌握这种理论才能在控辩审过程中实现民主的法治对话，最终实现刑事审判的正义。然而，面对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复杂局面，每一个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否均具有超凡的智力和精力去娴熟地掌握这五花八门的犯罪构成理论呢？
迷思之六是，面对犯罪构成多元化的迷局，被告人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辩护，广大民众则无法进行民主监督，这是否会破坏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呢？现代民主法治要求，被告人应有自我辩护的权利，让自己知道为何被定罪，现代民主法治还要求审判公开，让广大民众监督法庭审判是否正义。因智力以及专业所限，绝大多数被告人以及广大民众绝不可能掌握这数不胜数的犯罪构成理论。鼓吹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这无异于剥夺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利，无异于剥夺广大民众监督的权利。这是否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呢？
三、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多重危害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刑法典匹配性的不同以及其他特殊原因，致使一些犯罪构成理论在定罪上出现冲突（主要是定罪与不定罪的冲突）。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推崇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将会导致定罪的困惑。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在诉讼过程中对各诉讼主体产生负面影响，会使刑事诉讼受到重大冲击，其办案质量将大受影响。可以说，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带来严重的危害。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违背了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现代民主法治强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具有充分的辩护权利，其中包括自我辩护的权利，此外，被告人还应具有知悉自己的行为为何被定罪的权利。在现代民主法治里，广大民众有参与法治过程的权利，刑事审判公开原则的确立是民主法治的重要方面，广大民众在公开的刑事审判中可以监督其诉讼程序和实体判决结果是否合法，是否正义。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使法庭调查、辩论、判决等环节出现多种多样的概念、多种多样的理论、多种多样的分析论述方法。在概念理论的混乱迷局中，被告人无法实现自我辩护权和被定罪的知情权，广大民众也无法实现民主监督权，从而破坏了现代民主法治的诉讼制度。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导致定罪混乱，从而可能破坏法治的统一。由于在数量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里，存在着对同一案件可能得出不同定罪结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基本相同的同一种案件，这个法官依这种犯罪构成理论认定有罪，那个法这官依那种犯罪构成理论不予定罪，定罪的混乱必将破坏司法统一性，从而削弱了司法的权威。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混淆视听，使控辩的针对性不强，最终导致审判质量不高。在法庭上一旦出现犯罪构成理论运用多元化的局面，势必引起多种多样的概念、理论的对撞，同词异义或同义异词的现象将时常出现，因理解的不同，必将出现诸多无谓的辩论。由于各诉讼主体未必均掌握各种犯罪构成的理论的内容，对于对方所言何物也未必清楚，甚至可能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荒唐辩论，若此，诉讼质量将大打折扣。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破坏司法权威，导致累讼的出现，同时，会影响罪犯的改造质量。由于不同犯罪构成理论对同一案件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由于被告人及其亲属在诉讼各环节各主体运用多种犯罪构成理论的混乱局面下无法懂得被定罪的道理，因此，即使判决公正，也会上诉以及申诉。在判决生效后，罪犯在劳动改造中也不会服判，从而影响改造质量。
四、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的破解
张明楷教授之所以会提出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上也应多元化的错误主张，是因为他忽视了对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目的的深入思考。为了更好地破解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首先应明确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目的。
　　犯罪构成理论是指认定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它是阐明犯罪成立的标准和规格的理论体系。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和刑事执行等环节，犯罪构成理论为各有关机关及其相关人员所运用，被告人也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为自己辩护，民众也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评价、监督审判的公正性。刑事审判的民主性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应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性。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总目的是，确保对有罪的人准确地依法定罪以及确保无罪的人不被定罪，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具体而言，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具体目的有三：
1．为司法人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提供一个阐明犯罪成立的标准和规格的理论工具，以保证对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准确定罪，让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到冤枉的判决。
2．为被告人提供一个辩护自己无罪或构成轻罪或真正认知自己已构成犯罪的辩护理论工具，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或认罪服法。
3．为广大民众监督审判是否具有公正性提供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
从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目的可知，在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并非多多益善，相反，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严重的危害。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即在刑事司法实践各诉讼环节各诉讼主体均只能运用同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分析，辩论或确定定罪问题。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是实现前述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目的和破解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的最佳选择。当然，我们所选定的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必须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的、具有简单、易操作特性的科学犯罪构成理论。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可以克服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种种弊端，它可以让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让广大民众实现刑事审判的民主监督权，这符合现化民主法治精神。它可以避免因运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而出现定罪的混乱，实现司法的统一性，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它可以使法庭上各诉讼主体运用同样的法言法语，提高控辩效果和审判质量。它还可以克服犯罪构成多元化所带来的累讼及罪犯改造质量问题。
目前，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引进的或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多种多样。既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就必须选择一个最佳的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司法实践中唯一选择的理论。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理论是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理论，因此，这一最佳犯罪构成理论应具备以下条件：（1）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已将所有构成犯罪的要素囊括其中；（2）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将所有构成犯罪的要素根据定罪的思维和按一定逻辑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体系；（3）这一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学，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它是一种平民化的犯罪构成理论，它体现了现代民主法治精神。（4）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认为，犯罪构成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四要件组成。从总体上看，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基本符合上述条件，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欠缺，尚需进一步完善。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继承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则是在十九世纪初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的构成要件理论基础上发展的。自我国1979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后至今，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一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居主导地位。我国以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为核心而形成的中国刑法学已成为中国刑法教义学。三十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学，具有较强操作性，且具有较强科学性，并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所提倡的一元化犯罪构成理论依然应是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当然，对于这一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应适度改造，以便使其更具科学性。笔者认为，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综合社会危害性未达到犯罪程度而不入罪的情形还不能较科学地以这一理论予以解释。例如，甲盗窃其母亲5000元，并挥霍了。这种亲属间的盗窃在实践中一般不定罪。但其行为已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这如何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解释？（2）对于具备免罪事由而不能宣告该行为为犯罪行为的情形，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也不能较好地解释。例如：我国刑法第241条第6款就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免罪事由，它是这样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当收买人的行为符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如果因具备上述免罪事由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意味着行为人被免予有罪宣告和免去刑罚。对于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前述缺陷，可以通过适度改造后予以完善。
五、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刚性路径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危害是巨大的，而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是刑事司法实践的理性选择。然而，犯罪构成理论属于理论范畴，它对人们无法律约束力，从理论上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已的爱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任何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来阐释法律或定罪。为了减少或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我国宜采取一定的方法让刑事司法实践走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之路。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所必需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规定的，而所谓刑法规定包括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刑法分则规定的是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特殊构成要件，刑法总则规定的是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共同条件。只有把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综合起来，才能准确地把握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例如，《刑法》分则第234条对故意伤害罪是这样规定的：“故意伤害的，处……。”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1、刑法分则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包括下列要素：（1）伤害行为；（2）主观上是故意的，（3）侵犯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他人健康权。2、刑法总则规定了普遍适用的要件：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这些要件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建立的，由于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两部分组合而成，而刑法又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具体应包括哪些要素，也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构成要素应按什么顺序排列组合，所以，导致犯罪构成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言之，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具体应包括哪些要素，也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构成要素应按什么顺序排列组合（即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认定规则体系）。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概念明确化，犯罪构成及犯罪认定规则体系当然也应明确化。只有这样，司法人员、被告人和广大民众才可清晰地理解和预知犯罪的界限及定罪规矩。因此，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诸要素之和以及犯罪认定规则体系，这是确保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在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里，犯罪客体中所体现的“法益”要素、犯罪客观要件中的“危害行为”等要素、犯罪主体中的“故意”或“过失”要素、犯罪主体中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等要素，以及“社会危害性”（法益受侵害性）等要素是犯罪成立的必备要素，它们均可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素在立法中予以规定，同时，对于免罪事由在犯罪认定规则体系体系中的位置也可在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一旦犯罪构成立法化，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适度改造后即可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元化理论。
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要素和犯罪认定规则体系可以减少犯罪构成理论的纷争，并为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立法的简约性，前述立法还不足以确保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全面实现。在刑事司法实践领域，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巨大的作用，它甚至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因此，为了最终实现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让最具科学性的犯罪构成理论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唯一选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让完善后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罪体系的地位。
目前全国司法统一考试是普选法律职业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此，全国司法统一考试已成为全国法律实务教育的指挥棒。为了保证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实现，全国司法统一考试的考试大纲及必需的参考书应明确确定居于通说地位的、经适度完善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权威地位。
六、结论
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推广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必然导致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局面，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局面的形成说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学术上的发展和繁荣。可见，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合理的。然而，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中推广则是一个凝重的严肃问题，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品质的理论，它关系至对人的生死予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倘若在诉讼各个环节里任由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任由司法官们自行其是，那么，刑事司法实践将出现难以预料的混乱迷局，并影响刑法适用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这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护和社会保障功能。由此观之，刑事司法实践局面上，张明楷教授所倡导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观点是不妥当的。我国应杜绝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混乱局面，理性地营造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实践格局。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一直是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理论，数十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这一理论简单易学，操作性强，并具有较高科学性，它是一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适合刑事司法实践要求的犯罪构成理论。今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仍应坚持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作为主导理论，并通过适度的科学改造，让其发挥勃勃生机。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宁政发（2008）166号

南京市政府关于批转市民政局《南京市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市政府同意市民政局拟定的《南京市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办法（试行）》，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八年九月十六日

南京市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办法（试行）
（市民政局 2008年9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规范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工作，推动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和市政府《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宁政发〔2007〕302号）、《关于印发〈南京市廉租住房保障实施细则〉和〈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宁政发〔2008〕11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户籍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住房保障时的收入认定工作。

　　第三条 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工作实行各级政府负责制。

　　市民政部门是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区民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的具体审批和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的受理、审核和档案管理等工作。

　　社区居委会受街道办事处的委托，承担有关调查、评议、公示、日常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第四条 市民政部门成立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管理服务中心，承担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一）负责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二）负责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工作的政策培训和指导督查；

　　（三）负责区民政部门提请鉴定的家庭收入信息比对，以及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复核工作。

　　各级房产、发改、建设、财政、劳动、统计、公安、工商、税务、公积金、证券、银行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协助做好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五条 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标准按照市政府公布的标准执行。

　　第六条 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标准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适时调整。一般情况下，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标准，由市政府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第三章 认定条件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是指经民政部门认定收入、房产部门认定住房状况均符合市政府规定条件的城市居民家庭。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抚养和扶养关系，共同生活的成员，包括正在外地读书的未婚子女。

　　第九条 本办法所指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是指以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调查期内所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指：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支出后的工薪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收入。主要包括：

　　（一）工薪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津贴、补贴以及兼职、兼业收入和从事各项劳动服务所得的报酬。

　　（二）经营性净收入：指个体、私营业主等在工商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合法经营取得的收入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等，可直接用于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收入。

　　（三）财产性收入：

　　1、投资收入，包括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有价证券股息红利收入、保险收益和其他投资收益。

　　2、出租房屋等资产收入，家庭拥有的产权房屋、车辆、土地等资产出租产生的收入。

　　3、知识产权收入，自己创作、发明或者参与创作、发明，并归个人所有的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等带来的收入。专利人将专利权让给他人或许可他人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使用其专利所得的个人收入和非专利技术所有者将非专利技术有偿地提供、转让他人所取得的个人收入。

　　4、其他财产性收入，指除上述之外的财产产生的收入。

　　（四）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离退休金、失业保险金、遗属补助费、赔偿收入、因劳动合同终止（包括解除）所获得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一次性安置费）、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接受馈赠收入、继承收入以及经认定应计入的其他收入。

　　（五）出售财产收入：主要包括出售住房收入、因建设征地农转非等原因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和安置补助费、拆迁安置房屋货币补偿收入和出售其他物品收入。

　　（六）借贷收入：主要包括储蓄存款、收回借出款、收回储蓄性保险本金、有价证券、收回投资本金、其他借贷收入等。

　　（七）经认定应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收入。

第四章 家庭收入的计算

　　第十条 对工薪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对在职职工收入的核定，由职工所在单位劳资部门出具职工收入情况证明，并经单位盖章认定。

　　对连续6个月以上未领到或未足额领到工资的在职职工，且今后不可能予以补发的，经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认定并出具证明后，可以按实际收入计算家庭收入。

　　对兼职性收入等其他劳动收入，由个人诚信申报，区、街道根据所从事的社会劳动情况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一条 对经营性净收入，由个体经营、私营企业者诚信申报，区、街道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二条 对财产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利息收入、股息红利收入、保险收益和其他投资收益，由申请人提供相关凭证确定。

　　（二）知识产权收入、出租房屋等资产的收入，按照租赁等合同核定收入，合同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由区、街道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三条 对转移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离退休金：凭本人离退休金领取存折予以认定。

　　（二）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凭本人《失业证》予以认定。

　　（三）遗属补助费：凭单位开具的遗属补助费证明等予以认定。

　　（四）赔偿收入：凭人民法院调解书、判决书等证明文件予以认定。

　　（五）经济补偿金（安置费）：凭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文件以及发放证明资料等予以认定。

　　（六）被赡养人、被抚养人及被扶养人与赡养义务人、抚养义务人及扶养义务人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的计算方法：

　　具有赡养、抚养及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义务人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低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按照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计算；义务人实际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高于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按照实际给付计算。

　　没有上述法律文书，义务人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市政府公布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标准，可以不计算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义务人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市政府公布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标准，应将其收入高出部分的50%收入，平均分摊到每名被赡养人、被抚养人及被扶养人，作为义务人应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计入被赡养人、被抚养人及被扶养人的家庭收入。义务人实际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高于应给付数额的，按实际给付计算。

　　（七）提取住房公积金：凭银行或公积金管理部门出具的凭证予以认定。

　　（八）接受馈赠收入：由受馈人诚信申报，区、街道进行调查评估认定。

　　（九）继承收入：继承房产不列入收入，除此外的其他继承收入由申请人诚信申报，区、街道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四条 对出售财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对出售财产收入的调查期限不受年限限制；

　　（二）一个家庭出售多项财产的收入，应合并计算。其支出项目不能重复扣减，并由申请家庭进行支出举证，不能举证的视同没有支出，其收入剩余部分应进行分摊。

　　第十五条 对借贷收入由申请人家庭成员诚信申报，区、街道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六条 家庭成员拥有的资产，包括实物资产和货币资产，由申请人家庭成员诚信申报，区、街道调查评估确定。调查评估期及分摊按照出售财产性收入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以下项目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按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立功荣誉金和护理费；

　　（二）城市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三）各级人民政府给予的奖励金、市级以上劳动模范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

　　（四）因公（工）负伤职工的护理费，死亡职工的丧葬费；

　　（五）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计划生育家庭所获其他政府奖励扶助资金；

　　（六）按规定由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和各项社会保险统筹费；

　　（七）政府和社会给予贫困在校生的救助金、生活补贴和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贷款等；

　　（八）人身伤害赔偿中除生活费以外的部分；

　　（九）政府和社会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救助金；

　　（十）经认定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收入。

第五章 认定程序

　　第十八条 申请住房保障的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户主本人（特殊情况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申请时必须同时提供以下材料：书面申请，房产证、公房租赁证等家庭住房状况证明，户口簿原件，身份类证件及复印件，收入类证明，婚姻状况类证明，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经办人员审核材料齐全后，申请人填写《南京市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申请审批表》，并签署《诚信承诺书》。

　　（二）街道办事处受理申请后，应当在社区居委会的配合下，通过入户调查、信息查证、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就申请人家庭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符合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收入认定标准进行核查初审，并将初审通过的申请家庭基本情况在其户籍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张榜公示5天。公示结束后，群众无异议或在群众提出疑义后经核查仍然予以通过的，由街道办事处在《南京市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申请审批表》上出具初审意见，并连同其他材料一并报区民政部门。对不符合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收入认定标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申请人居住地与户籍地分离的，户籍地所在街道办事处可以委托实际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进行核查，实际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应在10天内出具书面调查报告。

　　（三）区民政部门对街道办事处上报的家庭材料进行复核审定。对拟审定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当在其居住地公示5天，对审核无异议的家庭，在《南京市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收入认定意见，集中转交区住房保障部门。对复核后存在疑问的家庭，区民政部门可以单独或在有关部门、街道的配合下进行再次调查取证，必要时提请市低收入家庭资格认定管理服务中心对有关信息进行比对认定。对仍不符合条件的，应当由原受理街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上一级民政部门提出申诉，也可以直接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

　　第十九条 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可根据情况成立由5—7人组成的低收入家庭调查评估小组，负责对申请家庭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第二十条 申请家庭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主动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工作人员应逐项进行核对，根据工作要求，对有关材料留有相应的复印件或原件。

　　第二十一条 民政部门应当从受理申请人申请之日起，在30个工作日内办结收入认定手续，依照本办法公示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市民政部门建立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收入认定审核管理信息系统，有效利用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数据，实现信息间的比对，建立科学、高效的收入认定管理信息平台。

　　第二十三条 审核管理机关应当按户建立低收入家庭认定档案，并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变动情况，及时在档案中予以记载。

　　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实行动态管理。街道办事处应会同社区居委会，每年对审定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状况进行核查。

　　第二十四条 从事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管理审核工作的人员，对审核过程中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应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对不按规定出具收入情况证明或者在出具证明时弄虚作假的单位及组织，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申请家庭不按规定提供诚信申报或提供的诚信申报不真实的，以及提供其他虚假证明材料的，不予认定；已经认定的，取消其低收入家庭资格，且5年内不得再提出住房保障申请。

　　第二十七条 妨碍从事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各区行政监察部门应加强跟踪和监督，确保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资格认定工作公平、公正、有序。

　　第二十九条 区、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应设立公开举报箱和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十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在年度部门预算中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保证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认定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本市江南八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县、高淳县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辖区的实施办法，并报市民政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