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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政府


潭政发〔２００４〕１３号
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湘潭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市属和驻市各企事业单位：

为建立和完善我市城镇廉租住房制度，保障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要，完善多层次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特制定《湘潭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湘潭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我市城镇廉租住房制度，保障我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要，根据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１２０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方式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租金核减为辅。
租赁住房补贴，是指市、县市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发放补贴，由其到市场上租赁住房。
实物配租，是指市、县市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直接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租金核减，是指产权单位按照市、县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已承租公有住房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给予租金减免。
第三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的指导和监督，内设市廉租住房管理办公室（设市房产局内），具体负责全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的建设、租赁与管理工作。各县（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的建设、租赁与管理工作。
财政、民政、国土资源、建设、税务、物价、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等部门按照本部门职责分工，负责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水平应与市、县（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上不超过当地人均住房面积的６０％。
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由维修费和管理费两项因素构成。单位面积租赁住房补贴标准，按照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的差额计算。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条件和保障标准及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定期会同财政、民政、国土资源、税务、物价等有关部门拟定，报湘潭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五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资金的来源，实行财政预算安排、多种渠道筹措的原则，主要包括：
（一）市、县（市）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按规定提取的城市廉租住房补充资金；
（三）社会捐赠的资金；
（四）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第六条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租赁住房补贴的发放、廉租住房的购建、维修和物业管理等，不得挪作他用。
财政、审计部门依法监督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资金的使用情况，实行年度审计制度。
第七条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来源主要包括：
（一）政府出资收购的住房；
（二）腾空的公有住房；
（三）政府出资建设的廉租住房；
（四）社会捐赠的住房；
（五）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来源应当以收购现有旧住房为主，限制集中兴建廉租住房。
第八条 开发建设和购买旧住房用作廉租住房，土地、规划、计划、财政、税务等部门应给予政策扶持。计划部门应优先立项，廉租住房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并对廉租住房建设项目免收所有规费，对购买旧住房作为廉租住房以及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按照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第九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实行申请、审核、公示登记、轮候制度。
（一）申请
申请家庭应当推选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向其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领取《湘潭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二）审核
申请人应持以下证明材料报送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１）已填写的《申请表》；（２）现居住地住房证明；（３）低保证或优抚证明；（４）户口簿及同户籍常住家庭成员身份证明；（５）其他相关证明。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在１５日内完成审核。
（三）公示登记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将申请家庭的基本情况在其户口所在地的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１５日。
经公示有异议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核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原因；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核查异议不成立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核查意见，准予登记，并将登记结果予以公示。
对于申请租金核减的家庭，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产权单位出具租金核减的建议，产权单位给予租金减免。
（四）轮候
对于申请租赁住房补贴和实物配租的家庭，按照住房困难程度和登记顺序排队轮候。
在轮候期间，申请家庭收入、人口、住房等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的，有关单位和申请家庭应当及时告知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经调查核实后，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变更登记。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轮候顺序，对申请人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或配租廉租住房，并将发放租赁住房补贴和配租廉租住房的结果予以公布。
第十条 确定为实物配租的家庭，应当与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廉租住房配租协议，并签订《城镇廉租住房租赁合同》。
确定为租金补贴配租的家庭，应当与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签订租金补贴协议，并将与房屋出租人（单位）签订的住房租赁合同报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向房屋出租人发放补贴租金。
第十一条 享受廉租住房待遇的最低收入家庭应当按年度向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政、民政及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对其申报情况进行复核，并按照复核结果，调整租赁住房补贴或者廉租住房。对家庭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出规定收入标准的，应当取消其廉租住房保障资格，停发租赁住房补贴。实物配租的，限定在三个月内腾退廉租住房，或者停止租金核减。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情况和住房情况定期进行核查。
第十二条 廉租住房申请人对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核结果、轮候结果、配租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诉。
第十三条 最低收入家庭申请廉租住房保障时违反本办法，不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状况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申请资格；已骗取廉租住房保障的，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租赁住房补贴，或者退出廉租住房并补交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住房标准租金的差额，或者补交核减的租金，情节恶劣的，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收回其承租的廉租住房，或者停止发放租赁补贴，或者停止租金核减：
（一）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
（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三）连续６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居住的；
（四）其他违反合同约定行为的。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廉租住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对已批准的廉租住房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评“首请不拒”》

张海龙*

“死刑犯有无生育权？”

这是法学界近来的一个热门话题，由此引出了北大博士焦国标先生《论“首请不拒”》一文[1]。“首请不拒”是焦先生自创的词儿，意思是“当事人请求的权利，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而且确系‘无先例’可援，法院就不能拒绝。”即要对“首请者”请求的某项权利，“无论是否危及他人，例不驳回”。焦先生甚至还建议在立法和司法领域实行“首请不拒”原则，以“奖励”社会生活中的求新求异之举。

焦先生的理由主要是“权利无限理论”[2]，即“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明确限制的范围以外都是公民的权利区域。这个权利区域没有边界，权利的种类也不可穷尽。随着社会发展，隐伏在这个区域里的潜在权利会不断‘显在化’。显在化的权利可能是正面的，不危及其他人，也可能是负面的，会危害其他人。”这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

第一，“权利无限”在概念上存在错误。权利不过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以自由活动的一块天地，其范围有大有小，但无论范围多大都是有限的，即不存在“权利无限”。权利义务乃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孪生兄弟，共处于法律关系的统一体中。一方权利的实现依赖于他方义务的履行，如果权利人的权利无限，对方的义务岂不也是无限？无限的义务怎么履行？负担无限义务的人还有权利么？

第二，焦先生没有把握权利的本质，于是出现了“负面的，会危害其他人”的权利、“潜在权利会不断‘显在化’”等说法。首先，笔者不知哪一种权利是“负面的”，是“会危害他人”的？如果有这种权利存在，义务人岂不要履行被侵犯的义务？其次，权利在本质上是社会认可而非“天赋人权”，不能先法律而生。“当权利还不曾由法律秩序所‘保证’时，它还不是一种法律权利”[3]。作为法律上的权利，必须先得到现行法的确认。新生的社会关系是否为法律关系，其中权利义务又怎样划分，都有待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例如近几年呼声较高的“沉默权”制度，只要法律法规没有确认，司法实践就不能施行。焦先生所说的“潜在权利”是权利么？究竟是权利的“显在化”还是权利因国家许可而产生？

第三，焦先生未能认清“首请者”的诉讼请求到底是什么。“首请者”发现的并不是法律上的权利，而是法律体系的漏洞。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新的法律关系不断产生，立法者无法对其事先预见，即使能够事先预见也无法在立法上完全表现，故而法律的发展总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法律具有漏洞在所难免，常常会出现既无法律明文规定，又无先例可援的情形。“首请者”的请求，要么是对新法律关系中权利的确认，要么是对不履行义务的确认。如果一视同仁而不加区分地予以保护，法律文明也就失去了理性之光。就罗锋案而言，如果确立了男犯可行使生育权，根据男女平等，是否意味着女犯也可行使？而我国《刑法典》在第49条规定，不允许对审判时怀孕的女性适用死刑，也不允许女性犯人在拘留、逮捕期间申请怀孕以规避死刑的适用。施行“首请不拒”将人为的造成法律冲突。

第四，焦先生误解了法理。“法律未禁止即意味着许可”，其意义在于划分出两块区域——强行法与任意法。任意法是授权法，即当事人在不违反强行性或禁止性法律条款时可以意思自治。这一法理的功能在于对静态法律体系进行描述和周延，而非对社会动态发展过程中新生社会关系的法律确认，所以，不能根据“法律未禁止即意味着许可”就推断出当事人享有权利。

第五，“首请不拒”的前提在实践中不能确定。焦先生定义的“首请者”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并且“‘无先例’可援”的情况下，第一个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人。但如何确定“首请者”？中国大大小小有三千多法院，每年审理的案子难以计数，如果异地而居的当事人均向法院请求“首请权”，如何判别其先后？若是连基本前提都无法保证，“首请不拒”又怎么能实现？

第六，如果焦先生提出的“首请不拒”可以实行，那么“首请者”应当享有“首请权”。这种权利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宪法中的权利？还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等部门法中的权利？焦先生似乎想将其定位于宪法。然而，宪法赋予权利也是以明文规定为前提的，怎可采用“首请不拒”的方式确立？焦先生还认为，“如果答应了此项权利确实会带来负面效果，立法要立即跟进，下不为例，将其明确列入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试问：中国大陆属成文法而非判例法，法官必须严格遵照法律的规定审判，作为初审法官更是如此，何来第一审的造法权利？其与立法者的关系岂不本末倒置？由此看来，焦先生对我国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的认识还需进一步加强。

焦先生还有一条理由，即应当对第一个“发现权利”的“首请者”给予奖励，因为其发现应同科学发现一样受到社会的鼓励。

社会科学发现与自然科学一样，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典型的明证就是股份有限公司。马克思对此曾感叹道：“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修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然而以此作为奖赏“首请者”的理由是否合适？未必！

社会发现与自然发现的价值取向不同，后者重在发现和认识，而前者则“关心的不仅是真，而且还有善和美……它要告诉人们，他们的生活怎样才能变得更加合理，他们怎样才能变得更加美好。”对社会而言，任何发现都只有在符合真、善、美的前提下才应受到褒奖。因此，开发核能源的科学家被认为是国家栋梁，而寻找系统漏洞的黑客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如果凡是“首请”而不问善恶，都赋予权利、施以法律上的保护，看似公道，实质上是鼓励作恶。心怀叵测者有钻法律空子的天生才能，很容易发现“首请”的“权利”。若是施行“首请不拒”，不符合整个法律秩序的公平正义宗旨和价值观，法律也将成为恶法。

人们往往出于感情的本能冲动，用道德准则来解释法律甚至取而代之；法学家则与众不同，他们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观，法律，也正是以这种严谨著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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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 参见焦国标：《论“首请不拒”》，《法制日报》2002年12月31日“特约说法”。

[2] “权利无限理论”的提法请参见焦国标《论“首请不拒”》第三自然段。

[3] 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89页，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