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机制的法律实现/黄奕新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0 15:16:56 浏览: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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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调解机制的法律实现
——2008年3月29日在福建省法学会诉讼法专业委委员会
“调解衔接机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黄奕新
今天的会议既然是学术研讨会，我想，也以“调解机制的法律实现”为题，就将来民诉法的全面修改，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化”。一是“民事和解契约化”，即正式确认和解的合同效力。二是“诉讼和解法定化”，即在民诉法中增加“诉讼和解”规定，或者将现行民诉法总则中的“调解”一章改造为“诉讼和解”。三是“诉讼调解程序化”，即将民诉法中“调解原则”改造为“调解程序”。四是“人民调解衔接化”，即将人民调解纳入民事诉讼法的调解程序。五是“执行和解效力化”，即赋予执行中和解强制执行力。与今天的主题最为密切相关的，是“诉讼调解程序化”和“人民调解衔接化”。
一、民事和解契约化
无论是人民调解，还是诉讼调解，其实体法上的基础，应当是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但是，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未明确规定“和解之债”或者“和解合同”，致使实践中争议双方签订的具有和解性质的协议，在法律效力上往往得不到承认。这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有所改变，但尚未在普遍意义上解决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故建议应当首先在民法或合同法中规定和解之债或和解合同。
二、诉讼和解法定化
诉讼外的和解虽然有合同效力，但没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如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还得另行就协议本身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和解协议上约定的给付义务，然后依判决申请执行。对纠纷的解决不够彻底。而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和解，由于其是在法官见证下达成的，其真实性有保证，故应当直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通过比较发现，我国现行民诉法中的调解制度，也是在总则中规定，在解释上，也是不论哪个阶段均可进行，这点类似于诉讼和解。但从其内容上看，二者根本不同。建议将其改造为“诉讼和解”。
三、诉讼调解程序化
调解，文义上，是调停而促使达成和解。和解是结果，调解应当是过程。或者说，和解是从实体意义上讲，调解应当是从程序上讲的。现行民诉法是将调解制度作为一项原则，规定在总则中，而不是一道硬性的具体程序。这种立法的先天缺陷性，导致调解在实践中，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落实。主办法官责任心强的，就会多做调解；责任心不强的，就怕麻烦，一判了事。或者，想“拖着不办”的时候，就借口“调解调解”；想“速战速决”的时候，就报告领导说双方要求差距太大，难以调解。
要实现诉讼调解程序化，从法律层面上，建议在诉讼程序编中，专章规定调解程序，作为诉前程序(当然，诉讼中，如经两方合意，仍可随时移付调解)，把调解从不具可操作性的一般“原则”改造为硬性的具体“程序”。在法律未能修改前，我觉得，我们各地法院完全可以先行制定一些内部规范性文件，将调解工作予以程序化。只要不违背现行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不法外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程序越完善，对诉讼当事人各方都越有利，不存在地方法院越权司法解释的问题(这点不同于实体法)。
四、人民调解衔接化
将人民调解纳入民诉法中，作为调解程序的重要内容，使调解更具民间性，减少对抗性。调解原则上应由法院委托或者选任人民调解员主持进行，待相当程度或其它必要情形时，才报请法官到场。法官主要起指导、监督作用，仅在为保证调解正常进行时依法作出特定的裁定、决定等职权行为；以及，应当事人要求，到场就有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或就双方争议的前提问题先行作出是非的判断以供双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协商等。
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有助于反向地维护法律原则和司法尊严。法官为解决纠纷而无原则地调处，参与当事人间的讨价还价，表面上解决了纠纷，实质上是以牺牲法律原则和损害司法尊严为代价。民间调处则无此限制，即使一定程度上的不合法也无伤大体。“大妈们”可以“不讲原则”地送法上门，而且为了打下感情基础，可以陪一方当事人“淌泪抹眼”，以泪水化解冤仇。
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有助于反向地推进法官职业化，提升法官的尊荣感。让人民调解员帮助法官消化大量“小案件”，可以让法官集中精力办好真正有法律问题的疑难案件，从而推动法官走精英化、职业化道路。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少了，国家可以不必大量增加法官编制，在此基础上，才有财力，优化法官的待遇，提升法官的尊荣感。
五、执行和解效力化
执行程序是依确定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本已确定，按理不该再让债权人作出让步。但考虑我国执行难和申诉难的实际情况，还是应当承认当事人在“执行中的和解”。现行法律规定执行和解的同时，未赋予和解协议的效力，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未受任何不利后果，实际上是“一纸空文”，致使成为债务人拖延执行和法院据以中止执行的“工具”。建议修改民诉法，明确赋予执行和解的强制执行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对金融机构违反会计制度规定等问题定性的说明》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印发《对金融机构违反会计制度规定等问题定性的说明》的通知
银发[1998]273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其他保险公司，全国性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
为使人民银行分支行和各金融机构对核查出来的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违章问题能准确定性，规范处理处罚行为，经商财政部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制订了《对金融机构违反会计制度规定等问题定性的说明》。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对金融机构违反会计制度规定等问题定性的说明
近几年人民银行核查出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中，许多涉及到金融机构在会计制度等方面违反国家金融财政法律法规和人民银行金融规章。对这些问题的性质作出区分，准确地加以定性，是正确进行处理处罚的基础，也有利于金融机构认真执行会计制度和金融法规。
一、乱用会计科目
表现：这个问题表现为有意或无意地未按会计制度记载业务，从性质上讲是属于业务处理不当。金融系统的会计工作，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基本原则，按照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1993年联合发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记载各项金融业务。这个制度分别规定了银行业、金融性公司应当统一设置的会计科目，如“银行存款”、“信托贷款”等。每个科目核算哪些内容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如“短期贷款”科目只能核算银行发放的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各种贷款等。但一些金融机构未严格按照这个制度规定的会计科目记账，产生了乱用会计科目的问题。如1996年人民银行查出某家商业银行1995年末在“短期贷款”科目中核算本应在“中长期贷款”科目中反映的固定资产和技术改造贷款，余额28亿美元，这些贷款的期限最短的也有2年，最长的达12年。1997年又稽查出某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存款”中核算“拆出资金”7900万元，“短期投资”500万元。这些业务违规主要是核算不正确，但还是体现在本单位的会计报表中，也在审计部门、财税部门和人民银行监管视野内。形成乱用会计科目的原因，一是部分金融机构的会计人员平时对会计制度学习不够，在对有关会计科目的核算范围还没有真正弄懂弄通的情况下，就上岗记账。加之近年来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较快，而许多会计人员却是新手，会计辅导工作又跟不上，导致张冠李戴。二是有意逃避监督。如将“定期存款”放到“同业拆入”或者“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因为改变了资金性质，就可以不计交存款准备金，本单位有利可图。又如将贷款放在“拆出资金”科目或自设的“内部往来”科目核算，以逃避人民银行对存贷款比例的考核等。
性质：乱用会计科目是一种违反财政规章和金融规章的行为。
处理处罚依据及标准：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和管理的若干规定》（银发〔1997〕318号）第十二条，要对违规单位通报批评，并追究直接责任人、会计主管、主管行长和行长的责任。
二、假造账表
表现：《会计法》第十条规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不得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报送虚假的会计报表”。但现在有些金融机构置国家法规于不顾，逃避审计机关、财税机关和人民银行的监管，伪造、变造会计凭证和账簿；随意调整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表，虚报或瞒报经营业绩。如某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财务报表上反映历年都是盈利，实际上均为亏损，到1995年11月底累计亏损超过10．64亿元。
性质：假造账表是一种违反会计法规的行为。
处理处罚依据及标准：应区分单位行政领导人、会计人员各自的责任，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责任人的行政处分规定》，对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及起主要领导作用的领导成员；对参与决策，授意、指使或组织实施的业务部门负责人，均给予行政开除处分。凡业务经办人员对假造账表行为不抵制、不报告的，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中国人民银行还应会同有关金融机构解聘有关人员的会计专业技术职务。
如果金融机构上述行为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属于“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还应按照《刑法》的规定，移交司法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三、账外经营
表现：按《会计法》第七条的规定，金融机构凡发生“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等，都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但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的基层单位违反这一规定，搞账外经营。一种是私设账外账。其基本特征是：发生的存款、贷款、拆借等业务均不通过合法的会计记账程序记账和登记，也不在会计报表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并且在金融机构内部常常只有主要领导和极少数人知道。从1997年人民银行稽核出的情况看，私设账外账的问题不仅商业银行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存在。如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8个金融机构开有11个账户，其中有6个是账外账户，有47110万元资金未在公司总账中反映。另一种是通过负债科目的借方反映资产运用，搞账外经营。即将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及投资不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类和负债类科目中分别反映，仅在负债科目中反映借贷双方的轧差数。如今年1月份人民银行查实，某市商业银行一家支行自1992年起，违规以资金部、金城电子公司名义，在支行营业部“企业活期存款”、“同业存款”科目中开设3个单独核算账户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但只在“企业活期存款”和“同业存款”中反映期末余额数量和期中发生额，而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科目中仅反映轧差数，借此掩盖违规经营。截止1997年12月底账外存款余额43．16亿元；贷款余额41．67亿元。
性质：账外经营是一种违反会计法的行为。
处理处罚依据及标准：应区分单位行政领导人和会计人员各自应负的责任，依据情节轻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责任人的行政处分规定》，对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及起主要领导作用的领导成员，对参与决策，授意、指使或组织实施的业务部门负责人，均给予行政开除处分。对账外经营行为不抵制、不报告的业务经办人员，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
如果金融机构上述行为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属于“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还应按照《刑法》的规定，移交司法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四、资本金不真实或被抽走
表现：《商业银行法》规定，“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但近几年现场稽核发现：一些股东单位用银行贷款入股金融机构，注册以后股东单位又以借款形式抽回资本金。如某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从1995年3月至1996年6月，分三次共抽回入股资本230万美元，使该公司的外汇资本金减为1270万美元，低于规定的最低不得少于1500万美元的额度；还有的股东单位或主管部门为使申请设立的金融机构能得到人民银行的批准，临时拨付资金，一旦得到批准文件后，就抽回资本金。如1994年至1995年4月，某信托投资公司为筹建其证券公司，两次向其拨付股本金28150万元，其他四家股东也各拨付股本金500万元，共计30150万元。该证券公司在申请注册时，资本金虽然暂时达到了30150万元，但1995年5月3日该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长期借款”方式抽走29750万元，使该证券公司实收资本仅有400万元。
性质：这种行为既违反《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也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银发〔1994〕186号）的规定不符。
处理处罚依据及标准：依据《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清退，同时责令金融机构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如果金融机构上述行为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属于“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还应按照《刑法》的规定，“对其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假出资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五、转移财政存款
表现：为了履行《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的宏观调控职能，人民银行必须掌握一定的基础货币。人民银行《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银发〔1998〕118号）规定，“金融机构代办的中央预算收入、地方金库存款和代理发行国债款项等财政存款是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应全额就地划缴中国人民银行”。但一些商业银行为了扩大其资金来源，将代收的财政存款转移到别的科目反映。如某商业银行1996年6月底将吸收的财政存款21亿元放在“定期存款”科目反映，违规占用了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
性质：这是一种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规章的行为。
处理处罚依据及标准：应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颁发的《金融稽核检查处罚暂行规定》（银发〔1989〕136号）和中国人民银行《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4〕37号）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和处罚。行政处罚方式有：警告、罚款、停业整顿；行政处罚方式有：通报批评、限制放款、追究商业银行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六、假委托业务
表现：人民银行在《关于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委托贷款业务规定》（银发〔1993〕49号）明确规定：“委托贷款的对象、用途、项目、期限、利率、受益人等均由委托人指定，其风险由委托人承担”。但一些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发放的贷款，与商业银行经营的存贷款没有区别，不是按照“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原则向委托人收取手续费，而是收取利息。如1996年底，某信托投资公司委托贷款余额124157万元，其中属于假委托贷款达44817万元，占总额的36％。
性质：这是一种违反人民银行行政规章的行为。
处理处罚依据及标准：应依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委托贷款业务规定》（银发〔1993〕49号），责令有关金融机构限期改正，同时按违规金额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
七、截留利润
表现：按照财政部《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要求，金融机构实现的利润应按规定核算并及时上缴，但经人民银行稽核发现，有的金融机构采取隐瞒收入不报、收入不入账以及随意调整收支科目等手法截留利润。如1996年人民银行查出某商业银行的一家市分行采取联行资金利息收入不入账和加大利息支出等手法截留利润1．1亿元。
性质：截留利润是一种严重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
处理处罚依据及标准：依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国发〔1987〕58号）第六条，对单位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记过以上行政处分，并可对其处以相当于本人三个月以下基本工资的罚款。
如果金融机构上述行为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属于“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还应依照《刑法》的规定，“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金。”
八、虚报盈亏
表现：按照财政部《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第六十六条的规定，金融机构财务报表中反映的利润必须真实，不得弄虚作假，但少数金融机构未认真执行这一规定。如某商业银行一家省分行1995年度实际亏损47852万元，而账面上却只反映32659万元，少报亏损15193万元；又如某商业银行一家地区分行通过冲销历年亏损挂账的方法，少报盈利523万元。
性质：虚报盈亏是一种严重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
处理处罚依据及标准：比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第七条进行处罚：对单位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对单位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记过以上行政处分，并可对其处以相当于本人三个月以下基本工资的罚款。
如果金融机构上述行为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属于“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还应依照《刑法》的规定，“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中国人民银行在监管中发现的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和违章问题，凡触犯刑律的，必须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刑事责任，不允许以罚代刑。涉及到要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的，应按干部管理权限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责任人的行政处分规定》（银发〔1998〕221号），由人民银行提出意见后商有关金融机构作出决定。人民银行认为应解聘有关人员会计专业技术职务的，也由人民银行提出意见后商有关金融机构作出决定。涉及对金融机构实施行政处罚、采取行政措施和取消其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由人民银行直接作出决定。
金融机构对内部稽核监管中发现的问题的处理处罚，由金融机构按国家有关法规、人民银行有关规章和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办理。总的要求是，人民银行和各金融机构都要以国家法规为准绳，严肃执法，严格处理处罚，共同维护金融秩序，保障国家金融业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的决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的决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81年12月23日辽宁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的建议。对我省1981至1983年内，几种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刑事案件，作如下决定：
一、对于被告人已经被羁押正在侦查中的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延长一个月仍不能侦查终结的，可逐级上报省人民检察院，经省检察院审查决定再批准延长半个月。
二、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不能审查终结的，可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半个月；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时期内审查终结的，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延长半个月；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起诉的贪污、行
贿、受贿案件，在法定时限内不能终结的，可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省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起诉的贪污、行贿、受贿案件，在法定时限内不能终结的，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延长一个月。
三、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二审刑事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不能审结的，可分别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一个月，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二审刑事案件，超过法定时限需要延长审限的，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延长一个月。
四、上述延长期限的案件只限于：（1）案情复杂、疑难需要多方查证的案件；（2）需要到外省市或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调查的案件；（3）人民检察院自侦的贪污、行贿、受贿等涉及面广，难于查证的案件；（4）精神病患者或伤害等需要有关部门作鉴定的案件。
五、按照上述规定延长办案期限后仍不能办结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属于侦查、起诉的案件，要逐级上报省人民检察院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适当延长办案期限；属于法院一审、二审案件，要逐级上报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再适当延长办案期限。
1981年12月23日
